商务印书馆小本式明信片

2017-11-22 14:45 来源:文汇报 
2017-11-22 14:45:07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郝魁府

  图:商务印书馆小本式明信片封面

  图:张元济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张伟

  展现商务印书馆工作场景的明信片本就少见,成册装订的小本式明信片就更为稀有了,近日竟有幸觅到一册,不由浮一大白。不敢私赏,正好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小小纪念。

  明信片这一邮政载体发明于19世纪60年代末的欧洲,大约十多年后,这一新颖别致、方便实用的通信用品就传到了中国,并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中上层人士的广泛认可。清末民初,明信片的寄发收藏已成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略作统计就能发现,从苏曼殊、李叔同、胡适、郁达夫,一直到蔡元培、张元济、毛泽东、周恩来,很多文人雅士、政坛精英都有这种特殊喜好。而在近代中国的出版机构中,商务印书馆对明信片这一舶来品种可谓情有独钟,发行既早,数量也多,在众多同业中称得上一枝独秀;它发行的明信片甚至走出了国门,在历届世博会上都有展售,弘扬了中华文明。

  这册小本式明信片,全本12枚,另有彩色封面,装订一册,小巧玲珑,惹人喜爱。明信片展现的画面更有惊喜。编译所场景的有三枚,占了大头,其中一张为编译所图书馆内景照。这个图书馆就是大名鼎鼎的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原由编辑工作需要,续有书刊购置备查。至1905-1906年间,由蔡元培介绍,购得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全部藏书,渐成规模,遂聘目录版本家孙毓修主其事,1909年定名涵芳楼,次年底改称涵芬楼。此时尚属于内部性质。后陆续“收有秦汉十印斋、小闻斋、持静斋、意园、艺风堂、密韵楼以及天一阁等著名藏书楼、版本家散出之藏书精品多种,……其规模为亚洲之冠”(汪家熔 《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刊1997年8月5日 《读者导报》)。“商务”董事会遂决定扩大规模,建立一家具有公共文化设施意义的图书馆,议定拨款11万元,在闸北宝山路修建一座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大厦。1924年建成,命名东方图书馆,1926年“商务”建馆30周年时正式向社会开放,“读者只需花二个铜板的入门费,便可以在开架的书架上任意选书阅读,整天流连”。(陈江《东方图书馆———文化宝库和学者的摇篮》,刊1996年12月11日 《中华读书报》) 至1930年更开放外借,造福社会。东方图书馆藏书约50万册,收藏之富、之精,当时在中国在远东均名列第一,很多年轻人当年都将这里视为一所社会大学,在此勤奋苦学,有的日后成长为知名学者。这样一座文化宝库,却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本侵略者投掷炸弹,纵火焚烧而毁于一旦。当天纸灰飞扬,弥漫上海天空,从闸北一直飘落到几十公里外。编译所图书馆这张照片摄于清末,为我们保留了难得一见的涵芬楼内部场景。

  另一张编译所内部照片更有意义。这是一张办公照,一间宽大的办公室,伏案工作的职员不下二十人,其格局和今天的出版社没什么两样,只是办公桌椅和案头文具都是旧式的。由于室内人员都在伏案工作,反衬之下,中间唯一站着的那人颇显突出,仔细辨认,原来就是时任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先生。张元济1902年加入商务印书馆,后接替蔡元培出任编译所所长,长期主持“商务”工作,尤其在编译出版方面费心尤多,可谓“商务”的顶梁之柱。编译所是“商务”的核心,张元济也长期在此办公,以我的孤陋寡闻,张元济和编译所成员以如此的形式集体亮相,这样的场景,以前似乎从未发现过。今年既是“商务”创办120周年,亦为张元济先生诞生150周年纪念,这张照片的重新浮出水面,自然有其别样的意义。

  印刷所和编译所、发行所都成立于1902年,它们一起并称为商务印书馆的三大业务部门。“商务”最初就是以印刷起家的,成立印刷所后,在纸型、珂罗版、铜锌版、影写版等近代印刷方面不断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与时俱进,走在了国内出版印刷业的前端,很好地配合了编译和发行业务,共同支撑着“商务”砥砺前行。在这本小册中有两枚明信片和印刷所有关,其中一张名为“印刷所绘图科”,但其工作场景今天的人很难看懂,因为画者并非在纸上绘图,而是在一块块厚厚的石板上绘图。其实这正是石印,1900年前后风靡上海滩的一种主流印刷技术。所谓石印术,是指在石板上印刷的技术,由德籍捷克人阿罗斯·塞纳菲尔德于1796年发明。经过革新改进后的石印技术能任意将图文放大缩小,且省去了雕刻字型的中间环节,解决了不规则图形和特殊符号的印刷难题,操作简便,省时省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受到市场的欢迎。石印术也因此成为贯穿整个19世纪的主流印刷方法之一。至迟于19世纪20年代末,石印术就开始影响中国。开始只是为传教士传教服务,1878年,申报馆老板、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点石斋印书局,用石印技术印制中国传统古籍和 《点石斋画报》,大受市场欢迎,开创了新纪元。点石斋将石印引入商业领域大获成功之后,跟风者迅速涌现,其后开设的石印书局如万马奔腾,从1880年至1910年的三十年间,仅上海一地发行过石印书刊的出版机构就在二百家左右,造就了石印业的黄金三十年。商务印书馆的这张印刷所绘石照片,正提供了一个鲜明例证,虽然即将进入民国,在“商务”这样一个中国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石印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主力印刷技术。

  这本明信片中还有一枚是我感兴趣的,即“商务”附设尚公小学校的学舍照片。“商务”是以编辑发行教科书起家的,据统计,在清末民初几十年间全国书籍营业额中,“商务”长期占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份额,名副其实地坐上出版业的第一把交椅,并最终形成“商、中、世、大、开”(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 的业内平衡,而这一排名次序正是依据其发行中小学校教科书数量的多寡。“商务”创办人是一批精明的商人,但他们并非赚上一票就撒手走人的商人。在他们的抱负中有着开发民智的愿望。根据文献,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计102种,由民营出版机构发行的有85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就有54册,占总数的63.5%。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方面的成功,得益于企业先进的理念。“商务”在编印出版教科书的同时,也尝试培训师资。1905年8月20日,“商务”当局拨经费8千元 (开办费3千元,经营费5千元) 于文监师路文昌里开办师范讲习所,由武进严保诚任校长,蔡元培、张元济等大家均出任教职。第一期招学生46人,讲学非常严格,半年后毕业者仅36人。接着续办第二期,经费增加到9千元,招生60人,毕业48人。为给师资有实习的机会,第二期起还附设了小学,将与教材配套的教学方法等直接应用于学校的教学实践,从而及时得到信息反馈,进行修正,从而确保“商务”教科书的长久生命力。1907年师范讲习所停办,但附属小学却正式开办起来,并正式命名为尚公小学,先后由徐念慈、徐宗鉴、蒋维乔、庄俞、吴研因等名家出任校长,上海教育界也因此诞生了一所著名的品牌学校。该校以学生成绩优异,教学质量高而闻名于上海,真正实现了张元济“以出版扶助教育,以教育促出版繁荣”的理念。面对这张“尚公”的校舍照片,不由让我们对一百多年前筚路蓝缕,执着前行于教育文化之路上的前辈们充满了钦佩之情。

  最后,想猜测一下这本小本式明信片的发行时间:从图中人物的服饰打扮来看,照片显然都摄于清末,而封面绘画又明显是民国景色,因此,这本邮政明信片册当发行于清朝结束,民国初建之时,至今已逾百年。彼时,明信片发行已司空见惯,而装订成册,以小本形式示人尚属稀见,且“商务”的这套小本式明信片为“制赠”版,数量必少,传存至今,甚为不易。

[责任编辑:郝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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