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突如其来，中西实体交通几乎断绝，更多地只能依靠线上，依托于虚拟空间。各类博览会、艺博会、交流会不得不推迟，而“春拍”则与“秋拍”合流。当然，也是在今年，一些秘藏已久的古书画，重新回归到公众的视野中，不仅带来了新观点、新视野及新方法，特别推动了艺术史某些细节的再思考，成为重构艺术史的重要“推手”。

　　吴彬《十面灵璧图》：

　　赏石文化的当代阐释

　　《十面灵璧图》（10月18日，北京保利十五周年庆典拍卖会中吴彬《十面灵璧图卷》含佣金成交价5.129亿元人民币，斩获中国古代艺术品拍卖成交纪录之桂冠）是一件不折不扣的“明星文物”，不仅拥有诸多国外博物馆的展览纪录以及至少12次古代权威著录，是明代宫廷画家吴彬的代表作品。取材于米万钟所藏“非非石”，从不同视角，多角度地描绘同一对象。这里的奇石，不再是罗汉图中的背景，而是性格独特的主体，从色彩、纹理到天然形成的痕迹，都历历在目。高居翰在《不朽的林泉》中提出“吴彬突破了传统绘画表现山石和挥笔运墨的常规，将所绘之物逼真地呈现在观者面前，像肖像画一样具有唯一性”。实质上是在克服中国绘画在空间表现上的局限。既蕴藉写实主义的传统，又参以几何原理、音律节奏、五行之说，可谓是晚明那个“疯癫时代”的一种写照。

　　保利艺术博物馆为此件展品，特别推出吴彬《十面灵璧图》特展，期间还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以印制精良为胜。其实，这次展览还是一次跨时代、跨媒材的“跨界”对话，与吴彬对话，与古人对话，与材料对话，通过展览把“十面灵璧图”做成了一个当代艺术史的“事件”，并被赋予事件秩序和意义，与近期上海博物馆“高斋隽友——胡可敏捐赠文房供石展”等奇石类展览，形成了此起彼伏的南北辉映。

　　苏轼、文同《墨竹卷》：

　　宋代士大夫精神的再现

　　时值紫禁城建成600年暨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故宫博物馆特别推出“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展览作为周年活动的一部分，实际上与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出版物、公益活动、影视作品等，形成了交错纵横的“苏轼叙事”。

　　苏轼是个传奇的人物，他是文学史上的巨匠，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他是书法史上的名家，黄庭坚赞其“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论作画，同样为世人所重，“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

　　苏轼、文同《墨竹卷》（12月5日，北京保利2020秋季拍卖会“仰之弥高——中国古代书画夜场”中文同、苏轼《墨竹卷》以1.219亿元高价成交）的再度现身，将苏轼的叙事推向新的高潮。作品纯以墨写，或疏或落，或焦或淡，“画意”皆在笔意中。雨梢晴叶各殊态，挥洒位置分纤秾。既体现出胸中磊落，不随俗低昂，又展现出一种忠义之气，临大节而不可夺。

　　苏轼作为宋代文人的一个“标杆”，早已成为事涉政治背景、社会思潮、价值取向的“文化现象”，成为宋代士大夫精神的真实再现，而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如此卷题跋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

　　现存最早王安石文集《王文公文集》：公文纸背文献的代表

　　对王安石的评价，千年来多有变化，或被视为“唐宋八大家”，或是祸国殃民，或是浩然正气，更有列宁对其“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高度评价。在其去世后，其门生、长孙、曾孙等先后数次编撰其遗文。其中，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12月2日，永乐2020全球首拍中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以2.6335亿元成交，这一价格创造了宋版书的最高价纪录，同时也是世界最贵古籍善本）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王安石文集，收录王安石诗文共计2281篇，全帙100卷，上海博物馆藏72卷。今年“惊现”的卷17、卷18、卷20，刚好可补卷帙之缺。

　　其实，更令人惊叹的是此数卷诗文乃以宋人书简及公牍印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提出：“官方公函和私函能够形成一种互动，正是发现这批公文纸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这又回到了公文书札的问题。无论是纸张、书籍，还是手札，乃至书画，都是一种文献，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只是内容，或呈现方式，在不同的视域中各有所重，其本身则是重构历史叙述的基础。

　　任仁发《五王醉酒归》：

　　元代绘画的真实样貌

　　蒙元时代的研究近几十年逐渐“火”起来，从国际的大环境到国内的新思潮，都倾向对这一时代的重新叙述。元代绘画自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元画全集》即是一种重要的尝试，为研究元代艺术史提供了详尽的文献学和图像学资料。

　　任仁发《五王醉归图》（10月8日，香港苏富比古代书画拍卖中任仁发《五王醉归图》以3.06551亿港币的高价由上海龙美术馆投得）其实是个有趣的案例。陈继儒在跋中认为作品是唐人遗墨。而另一佚名题跋，则指出“出自唐人手，未有确据。”将作品归于任仁发的名下。作品经元、明、清三代收藏，包括王麟郭、王永吉、梁清标、耿昭忠、耿嘉祚等，后入内府，并著录在《石渠宝笈》中。二十世纪前期，散落民间。或许是早期的题跋尽失，或许确实是数百年间几乎无人对其断代公开表态。这其中隐含的正是元代艺术史研究的断档。蒙元时代艺术之繁荣，或许并非如宋遗民所想，是坠入蛮荒的深渊，反倒是在很大程度开启了新时代的曙光，也为宋明之间书画的转型，提供了宝贵的思考期。

　　2020年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谈的书画作品，从董其昌、钱选、陈淳到齐白石、傅抱石、张大千、李可染、吴冠中等，只是古代遗墨少而又少，而作为当代人的我们，又那样渴望知道上一个五千年。故在此仅列举四件（组），以略备参照。至于后疫情时代的“发现”，亦拭目以待。(温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