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不同地方都出现了当代艺术实践转向具体的空间与问题，比如一个村落或一个社区等等。成都在这方面的实践是非常活跃的。谈论目前成都的艺术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从艺术的历史、社会变迁与相关政策等不同角度来切入，以便更清楚地勾勒它们之间关系的特点及其所触及的问题。

　　美国的公共艺术家贝特西·达蒙1991年在美国举办了“水的保卫者”活动，该活动旨在让人关注当地的水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工业和城市的发展，穿过成都的主要河流——府南河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从民间到官方都开始重视河水的污染与环境治理，并于1994年全面启动府南河综合整治中心段工程。1995年6月，当贝特西·达蒙抵达成都发起“水的保卫者”艺术活动时，也得到了成都官方的支持，成都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便是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美国与中国十多位艺术家参与了这次活动，其中成都艺术家有戴光郁、刘成英、曾循、朱罡、尹晓峰、何启超、杨建兰、杨青。活动结束之后，贝特西·达蒙向成都市政府提出以“水的保卫者”为主题的活水公园。这一建议被采纳，并于1999年建设完成。此后，成都的艺术家们还在拉萨和都江堰策划过与水有关的艺术活动。这些活动在国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水的保卫者”活动中，艺术家的作品主要以装置和行为艺术的方式呈现。在当时的中国，装置和行为艺术都是陌生的艺术方式，甚至被认为不是艺术。这些作品之所以被官方和公众接受，其原因在于艺术与公共问题之间的紧密关系。艺术家主动思考艺术与其所处社会中的具体问题、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这些思考与实践，也让公众从与艺术家共同遭遇的问题中理解和接纳了艺术家及其创作的形式。1995年到新世纪初，成都的行为艺术非常活跃，艺术家的创作也多与城市的公共问题和空间有关系。作为批评家和策展人的高名潞将这一阶段的成都艺术家实践称之为“街头前卫”。新世纪伊始，随着社会与艺术语境的变化，“街头前卫”的现象逐渐式微。但是，这一时期的艺术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影响着公众和政府对艺术家工作的理解与认识。

　　对成都来说，从全球到地方的变化都在不同层面上影响着该地方的经济、社会生活与艺术方式。几十年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使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成都市政府比较早地思考如何应对变化着的社会及其治理的问题。在社区还没有完全被确立的2002年，成都市政府就从《宪法》的角度思考市政府与街道小区之间的关系。有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成都社会组织学院发展顾问委员会主任等多重身份的郭虹在一篇访谈《亲历者说》中提及，那时成都就提出了“还权、赋能和归位”的概念。这是在当下政治体制下，社区后来得以发展的根本性的条件。在后来的十多年中，成都的社区发展在全国靠前。

　　社区治理为何与艺术相遇

　　那么，社区的治理为什么和艺术相遇了呢？这是基于社区治理和艺术的另一种实践之间彼此需要的结果。

　　2008年之后，次贷危机的持续影响、城乡矛盾日益显著、城市内部问题和冲突促使一部分艺术家思考艺术现场在哪里，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在此后的几年，不同地方都出现了艺术介入社会的实践。从2010年8月开始，陈建军、曹明浩、陈胄、史苏尧以成都市双流区西南金马河流域的金桥镇昆山村为对象，通过在地的田野调查来跟踪一个新农村建设的案例。2012年，他们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艺术创作实践，并与重庆器·Haus空间共同策划了“昆山在造”的现场介入创作的项目。2015年，陈建军和曹明浩找到另一个讨论“地方”的线索，即以水为线索重新叙事地理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就是他们持续至今的一项“水系计划”。他们将水作为对象的实践，会让人联想到“水的保卫者”。不过，“水的计划”所关注的不只是环境保护的主题，其侧重点是水与一个地方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工作方法也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等，使其工作变成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行为。他们的艺术创作不再是从工作室到白盒子空间，再到收藏者的循环系统中工作，而是强调艺术的在地性，即在具体的社会空间和问题中展开思考和表达。

　　2016年，陈建军与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爱有戏是一家在2008年地震中的志愿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陈建军负责该中心的“艺术与社会创新实验室”，他将其艺术的方法带入到社会工作之中。

　　2019年，“坊间·社区公共艺术节”的举办让艺术进入社区成为一个具体的实践和现象。然而，艺术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何将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转换为社区工作的内容和方法呢？

　　重庆十方艺术中心的策展人胡燕子在2015年的社会项目中参与了他们所在区域——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的规划。这个地方曾是一个工业区域，也是四川美术学院（老校区）所在地，但当地政府欲打破其自然的生态，按照创意产业的思维对该地方重新规划和改造。十方艺术中心为政府提供规划建议，在胡燕子看来是“保卫地方”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意识到，艺术应该积极地介入到社会变革之中。于是，他们于2017年发起了“复归”重庆首届国际现场艺术节。胡燕子强调，该艺术节是基于“现代性的反思，在地性的展开”而策划的地方艺术行动。

　　2019年，“复归”的活动现场不断扩大，所探讨的问题也更为复杂。在这一基础上，胡燕子来到成都，与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刘飞共同策划了首届“坊间·社区公共艺术节”（后文简称“坊间”艺术节）。

　　社区策展的新探索

　　相比于胡燕子此前所策划的“复归”艺术节，“坊间”艺术节更强调案例分享与问题讨论，以及公众的参与，而非作为艺术家个体的创作。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坊间”由于与社区工作的具体性相关，所以更多谈论针对城市和社区提出问题，然后再根据这些问题去解决。在这次艺术节中，作为策展人的刘飞也提出了“社区策展”的概念，她在《社区策展——作为一种社区工作方法的新探索》一文中阐述到：“社区策展是构建一个具有强烈仪式感的场域，使观众在这种气氛当中完成意识的转化，通过这种氛围的营造，社区居民在这个场域中能得到熏陶，然后实现人的完善和发展。社区策展的基础是社区居民带着对于社区的想象力，提出社区改变或者社区行动，而艺术家带着美学的概念，在社区策展中发挥引领性的作用。”

　　将社区策展作为社区工作的方法，其核心在于去解决社区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与将社区艺术作为研究对象是有别的。在某些活动中，我们甚至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在社区策展中，谁是工作的主体？从社区工作的角度，工作的主体必将导向社区居民；从个体艺术家的角度，社区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对象，艺术家的视角和方法在表达中占据了主体位置。胡燕子在“坊间”艺术节的过程中意识到这种矛盾的存在，因此，她在后来的工作中越来越注重社区工作的系统性和持续性。

　　她借用了约瑟夫·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概念定义了新的工作目标。作为对艺术节方式的社区策展的弥补，更加注重社区策展的日常性、持续性与公众的参与性，并使这些工作落实到一个具体的空间与形态，比如童年秘密档案馆、恋爱博物馆等。她的反思与实践，也体现为从2020年9月份开始的“生根”——“社区策展人”年度计划的系列活动中。“生根”意味着策展工作更加具体，而且“社区策展人”的目标也不再是专业的艺术策展人，而是社区的工作者与居民。

　　在成都，除了艺术家所做的在地艺术项目、由策展人和社会组织策划的艺术节和社区艺术空间之外，还有一些不同方式的实践，比如作为地产开发的社区：麓湖，在社区建设过程中非常注重社区文化和社区凝聚力的营造，强调业主的自我组织与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在他们的社区营造中，有艺术的元素，也有策展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由开发商与业主共建的社区也提供了一个有别于社区工作者或街道的版本与案例。

　　在中国，社区艺术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不同城市都涌现出了一些强调在地性与参与性的公共艺术项目。这些不同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下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提供了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方案，在社会现实中具有一种试验的意义。(田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