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寄信仰

　　刘伯坚家书 作者供图

　　冷少农给母亲的家书（局部） 作者供

　　冷少农给儿子的家书（局部） 作者供图

　　相较于庙堂碑刻的端严庄重，尺牍书法更趋随心适意，率性表现，堪称“书为心画”观念的真实践行。传统尺牍多记录日常起居、交游酬答、个人情志。近现代烽火征程中，一众革命烈士留下的遗书信札中不乏笔墨精良之作，既承袭了传统尺牍的书写形制与笔墨法度，又在精神层面上赋予尺牍艺术全新的内涵。

　　中国书法的审美观念里，历来崇尚正大气象与忠义品格。如果说传统尺牍浸润着文人雅士的修身之德，那么红色尺牍彰显的便是革命者胸怀家国的信仰之魂。冷少农、刘伯坚、吴石三位志士，在不同的革命阶段留下遗墨，各自以独特的笔墨面貌，诠释书写中的信仰力量。

　　冷少农是土地革命时期从事地下斗争的重要革命者，1932年因叛徒出卖被捕，于南京英勇就义。其短暂壮烈的一生留存两封珍贵家书，因书写心境的不同，形成风貌各异的笔墨形态，是红色尺牍中“书为心画”的典型样本。他在1930年写给母亲的长信中，表达出对亲人的愧疚，却始终守着“移孝作忠”的抉择。通篇风貌端庄克制，笔画丰腴敦实，墨色沉厚，结体宽博平稳。书写者隐忍负重却矢志不渝，其内心外化为凝重的笔墨，恰与危机重重的处境相呼应。而1931年给幼子的家书，情志语境一变，褪去了剖白的沉重，转为父爱温情托举后辈、寄望未来的心情。相较于致母信的沉郁规整，此札笔势更加舒展鲜活，“你”“我”“母”“信”等重复字，线条简净俊朗，行笔劲瘦利落，结体也无滞重拘谨之气。两封家书一沉一朗、一厚一劲，情志与笔墨互为表里，早期共产党人隐忍赤诚、胸怀家国的品格亦由此自然呈现。

　　当书写者从潜伏的险境转入牢狱的绝境，“心画”的命题便有了另一重印证，刘伯坚在狱中留下的墨迹，正是危境从容的范本。

　　刘伯坚为中共早期革命家。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守赣南开展游击斗争，1935年3月被俘，在狱中写下多封家书，当月壮烈牺牲。《致梁凤笙大嫂》即是狱中绝笔之一。这件手札以行楷为主，间杂草意。其取法广博，渊源有自，将帖学的秀逸与碑学的朴厚融于一体。如“革命的敬礼”数字，笔势牵映相续，收纵合度；转折处多见顿挫，棱角方峻，可见晚清碑学雄强之气象；线条内含筋力，提按起伏富于变化，契合颜真卿行书圆劲郁勃之旨。通篇用笔精熟，章法疏密相协，气息连贯，可见书写者深厚的笔墨功底。身陷绝境、临刑在即，刘伯坚落笔依旧泰然自持，毫无慌乱颓败之态。欧阳修评价颜真卿“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以此语评骘刘伯坚家书，堪为注脚。人品与笔墨相融，书写超越日常通信的功用，升华为革命者精神品格的物化载体。

　　红色尺牍，成为无数文人革命者深厚学养与信仰定力的笔墨见证。吴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隐蔽战线文武兼修的儒将志士，诗书翰墨功底深厚，毕生以文人风骨涵养军人忠魂。1950年身陷囹圄之际，他在赵孟頫《九歌》书画册背面题写绝笔诗文。从遗墨的书法形态看，也呈现出碑帖融合的风格特征，与其师闽地大儒何振岱的书法一脉相承。此文用笔方圆互参，或逆起平收，或直落虚收；线条刚毅而灵动，南北兼收，碑帖并取；以行楷立骨，间杂章草、隶书古意，使字形不至于因行楷的规整而失于板滞。这种处理方式，让书写在法度之中仍保有呼吸的余地，映照着书写者“哀而不伤、法度不失”的心境，呈现出深厚的文人书法修养。文脉、书道与信仰三重隔空呼应，文人法度与信仰气节在同一书札上完成了接续。

　　“书以载道”是中国书学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柳公权“心正则笔正”、黄庭坚“胸中有道义……书乃可贵”、项穆“人正则书正”等经典观点，明确了书法以人品为根柢的评价传统，将书家的道德修养置于技法之上。红色尺牍延续这一脉络，把笔墨的意义引向家国大义、民族担当与革命信仰。激活传统书法文化的时代生命力，发挥美育浸润作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正是红色尺牍穿越时空的价值所在。

　　　　（作者：周侃、武思亚，分别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