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神龙本）中写有两个揽字的部分

　　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中，有“枝条始欲茂”句的一页

　　洮河绿石兰亭砚

　　文徵明绘兰亭图（局部）

　　王羲之所作《兰亭序》，无论是文章，还是书法，历代传诵摹写，是中国文化史的标志符号。然而，围绕《兰亭序》的争论也很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话题，就是《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书的真伪之争。

　　祁小春先生新著《柳斋兰亭考》，汇聚归纳了他多年研究《兰亭序》的成绩，其中最重要的论述，是《〈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一章（下称“《揽》文”），作者在后记中说：“就《兰亭序》真伪问题提出了迄今为止无人注意到的问题。”

　　《揽》文主要观点是：《兰亭序》中两次写到“揽”字，是王羲之为了避讳曾祖名字中的览字（王羲之父亲王旷，祖父王正，曾祖父王览），加了扌偏旁，改览成揽。《揽》文又通过考察魏晋时期避讳方法，认为用揽替代览来避讳，不合乎当时的避讳规范。以王羲之的士族子弟身份，不可能连续两次以错误的揽字避讳。由此推论，《兰亭序》后半部分文本，可能并非出于王羲之手。如果连文章都不是王羲之写的，《兰亭序》书迹是否出于王羲之亲笔，就更可疑了。

　　《揽》文的推论，其前提条件似乎还存在疑问：第一，《兰亭序》中的揽字，是否可能并非避讳？第二，即使书写揽字是为了避讳，这样写就一定违反当时避讳的规范吗？

　　 先说第一个疑问，即王羲之在《兰亭序》中书写揽字，可能并不是避讳。

　　晋初国讳，只上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代（司马师、司马昭为兄弟，实际避讳到祖父），司马懿以上不须避讳。当时的太常博士孙毓认为不妥当，主张追讳七庙，上《七庙讳字议》，文中说：

　　 按《礼》：士立二庙，则讳王父（按即祖父）以下，天子诸侯皆讳群祖。

　　 奏议虽然讨论的是国讳，但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士人避家讳可能只避讳祖父与父亲的名字。

　　《揽》文整理出魏晋时期士族犯讳实例27个，其中避讳父亲名字的19个，避讳自己名字的3个，避讳祖父名字的2个，另有国讳1个，官讳1个，不确切名讳1个。在2个避讳祖父姓名的实例中，又是将父亲与祖父连在一起避讳的。由此可见，当时单独为祖父避讳的实例已少，为曾祖避讳的实例更似未见记载。

　　还有一个反例旁证。东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陶渊明，其祖父名茂（《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但《陶渊明集》中的《拟古九首》，其九有：“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陶渊明集》版本极多，也有宋本传世，据中华书局1979年的校勘本可知，这一诗句中的茂字，传世诸本并无改异处。可见陶渊明并不避讳其祖父之名。

　　 因此，王羲之可能并不一定避讳曾祖父的名字。

　　如果王羲之不避讳览字，《兰亭序》中“每揽昔人兴感之由”与“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两处，按其文义，都应该直接写为览，这里写成揽，是什么意思呢？

　　按《兰亭序》书迹中，有很多使用通假字的情况。钱基博先生所著《中国文学史》中，录有改正通假字之后的《兰亭序》全文，比对如下：

　　 修稧事也（稧通禊）

　　 此地有崇山峻领（领通岭）

　　 悟言一室之内（悟通晤或寤）

　　 虽趣舍万殊（趣通趋）

　　 怏然自足（一说笔误，应为快然自足）

　　 及其所之既惓（惓通倦）

　　 亦由今之视昔（由通犹）

　　 既然王羲之在书写过程中屡用通假字，揽字也有可能是一个借用的通假字。

　　揽字《说文解字》没有收录，后来多认为《说文解字》中收录的擥字，俗写作揽（王筠《说文句读》），其本义是撮持、敛置，又引申为总揽、聚揽之义。把擥（揽）的字义代入《兰亭序》，似乎也可以说通。“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可以是指把写有《兰亭序》的这张纸持在手中的时候，也将引发对文章的感怀。“每揽昔人兴感之由”，结合下一句“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可以是说总揽所有前人兴起感怀的由头，如果“合一契”，没有不“临文嗟悼”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东晋孙盛著《魏氏春秋》，说诸葛亮“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擥焉”，这里的擥也是同样的意思。

　　而且，揽字本身也有看的意思。《庄子·在宥》：“此揽乎三王之利”，汉代枚乘《七发》：“流揽无穷，归神日母”，乃至明代《徐霞客游记》：“揽洞前形势”，都用的是以揽为看的意思。从这个角度说，王羲之书写揽字，可能只是如前面那些字例一样，写了一个通假字而已。

　　 下面再说说第二个疑问，即王羲之为曾祖王览避讳，把览字改写成揽，可能并不违反当时的改字避讳规范。

　　《揽》文主要论证的，是用揽替代览来避讳，不合乎当时应有的避讳礼法。确如《揽》文所言，如果用改字的方法避讳，更规范的是用一个字义相通，但字形、字音不一样的字来替代，即同训代换。如避讳晋武帝司马炎，遇炎字就改为盛字；避讳晋元帝司马睿，遇睿字可改为明字。这样的避讳方法，多用于避国讳，《揽》文汇集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国讳30余例，兹不重述。

　　而士人间避私讳或家讳，《世说新语·文学》第77则颇有代表性：庾阐写《扬都赋》，有一句“比德则玉亮”。当时另一位重臣庾亮要来看这篇赋，为了避讳庾亮的名字，庾阐就把此句改为“比德则玉润”。这代表了祁小春先生认定的当时改字避讳之规范。

　　但是，类似王羲之以揽代览，用改易偏旁来改字避讳，也有不少例子。陈寿作《三国志》，为了避讳司马懿，将张懿的名字写成张壹，减损了懿字的偏旁。当时，为了避讳司马师，将传说中的风神——风师，改称风帅，也是用减损字的笔画来避讳。

　　更有代表性的，是《揽》文反复举证的王舒之例：朝廷让王舒担任会稽内史的官职，王舒是王会之子，为了避讳父亲的名字，王舒表示不能去会稽做官。后来朝廷将会稽改为郐稽，王舒不得已只好去任职。这个例子固然可以说明，将会添加偏旁改成郐，并不严格符合避讳规范，所以王舒并不满意。但同时也恰恰说明，改易偏旁改字避讳的方法，当时也是使用的。当然，会与郐不但字形不同，字音也不同，而王羲之改览为揽，虽然字形不同，字音却相同——两者比较，王羲之是自己可控的改字，王舒是自己不可控的改字，王羲之反而改得更不严格——但这些情况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两者是宽严之分，并非对错之别？

　　与此类似，当时避讳司马昭的名字，将昭改作邵或韶，也是通过改易偏旁进行避讳。《揽》文对此的解释是，这些改易偏旁的避讳，字音、字形乃至字义都不同，而揽与览字音相同，所以不合规范。用改易偏旁的方法改字避讳，一定要字音不同才可以吗？

　　公认比较可信的王羲之传世书作（摹本或记载）中，王羲之写过“政”与“征”字：《十七帖》中，有“足下今年政七十耶”；《淳化阁帖》中，有“送此鲤鱼，征与敬耶不”。与此同时，王羲之还会将正月，写成初月。

　　 对待这一现象，从宋代起，人们一般认为，这是王羲之避讳祖父王正之名，或者用政、征替代正；或者回避正字，改用初字。

　　这两种情况，后者“以初代正”符合改字避讳的严格规范，问题出在前者。政与正，都是“之盛切”，同音。征，《说文解字》“从辵，正声”。这两个字与揽字的情况一样，改字避讳而字音相同。

　　 如果按照《揽》文的推论观点，《十七帖》与《淳化阁帖》中的这两段，也应该是伪作。

　　《揽》文欲证明览改揽不符合避讳规范，从而认定《兰亭序》之伪，但同时又不能否定出现类似情况的《十七帖》、《淳化阁帖》之真，因此解释说，王羲之用政、征替代正，并非是避讳，只是同义字之间的假借。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正与政如果作为名词，如正月，就需要避讳，所以王羲之才把正月改作初月，而不能不规范地把正月写成政月。正与政、征如果作为动词、副词，词义可以互通，此时将正写为政或征，是假借，不是避讳。也就是说，如果词性是名词就要避讳，词性是动词、副词、就不用避讳。既然不是避讳，则同音无碍。至于古人为何只避讳名词，《揽》文认为避讳目的是避讳先人之名，所以名词避讳要求最严。

　　 二是正作为政、征的部首字，如同横、撇、捺等笔画，因此可以存其音形而不讳。

　　名词、动词、副词之分，爰自近代，古人用字并无此类概念，如何按词性避讳？即便今天按词性分析当时避讳情况，《世说新语》记载，桓温的儿子桓玄，听人说到“温酒”，认为犯了自己的家讳，便以手巾掩泪。此处温酒之温就是动词，同样要避讳。《世说新语》又载，钟繇之子钟会，被别人用家讳开玩笑，说他“望卿遥遥不至”；《南史》载王彧之子王珣，读《论语》至“郁郁乎文哉”一句，被人问何不避讳。这里繇和遥、彧和郁都是字义互通的通假字，而且也都没有作为名词使用，可见非名词的通假字，同样要避讳。此其一。

　　政字的部首，可以是正，也可以是攵；征字的部首，则是彳，正在政、征二字中，并非部首字。这一时期创作的《颜氏家训》载，有避讳云字的人，将纷纭改为纷烟，云之于纭，也类似《揽》文所谓“部首”的一部分，且纷纭并非名词，为何也要避讳？此其二。

　　汉字有多义性的特点，从一个字引申出来，常兼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诸多词性，若以此作为是否避讳的依据，未免繁难无据。

　　综上所述，王羲之在《兰亭序》中两次书写揽字，可能并非是为了避讳，也可能添加部首的同音改字避讳方法，在当时是可以的。因此，从揽字的避讳角度，不能推论出《兰亭序》后半部分文本有问题，无法为《兰亭序》真伪添一别证。

　　 （作者：殷燕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