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秦印“李恢”

　　图2 汉印“楚司马印”

　　图3 “楚司马印”中“楚”“司”二字的篆法对比

　　图4 汉印

　　图5 战国燕系古玺“日庚都萃车马”

　　图6 午斋钱塘之玺

　　图7 赵之谦印

　　图8 汉学居

　　图9 邓石如印“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图10 何震印“笑谭间气吐霓虹”

　　图11 汪关印“寒山长”

　　图12 吴让之印“震无咎斋”

　　图13 丁敬印“龙泓馆印”

　　图14 齐白石印“人长寿”

　　图15 吴昌硕印“归安施为章”

　　图16 “琴罢倚松玩鹤”印

　　图17 赵之谦印绘画边款

　　图18 吴昌硕印绘画边款

　　图19 奥运中国印

　　图20 首都博物馆标识

　　图21 海昏侯国遗址标识

　　篆刻为中国特有的一门传统艺术，最初以实用为功能，作为交流之凭证和权力之表征。唐宋元明以来，随着书画鉴藏及钤盖款印风气的盛行和文人画的兴起，讲究“诗书画印”相融，文人学士开始重视玺印，赵孟頫、王冕、文彭、何震等人以刀代笔、自篆自刻，文人治印之风气遂开，使得篆刻逐渐脱离工匠之手和凭信之用转而进入艺术领地，与实用印章分途发展。篆刻与书法、绘画鼎立，成为兼具实用与欣赏的艺术。

　　篆刻表现空间虽小，但方寸之间，集书法、绘画、雕刻等元素于一体，还可与现代设计相沟通，纳须弥于芥子，气象宏大。其印面之美，呈现在字法、篆法、刀法、章法等方面，为篆刻艺术精义所在。此外印文、边款所蕴含的书法、文学意味，亦可资品赏。

　　本文重点撷取历代篆刻精品，从篆法、章法、刀法、边款及设计的审美元素入手，带读者认识名印的艺术和美学价值，从而进入篆刻的艺术世界。

　　篆法之美

　　篆刻的艺术生命植根于书法，又独成一类，二者相互滋养。以何种书法字体入印，即“字法”，是指择选入印文字的字形和字体及辨别其正误的方法和原则。“篆法”和“字法”密切相关，指选定“字法”后因入印所需而作艺术处理的方法和技巧（入印文字以篆书为主，故习称“篆法”）。简单来说，“字法”体现了篆刻的学术性，而“篆法”则体现其艺术性。篆法之美，蕴涵了书法和字法之美。

　　如秦印“李恢”（图1）为典型的“日”形界格半通印，以秦篆为字法。二字在印中所占位置均分，但“李”略取纵势，以竖直线为主，上下顶格，左右收敛，但“木”旁下两斜画呈对称弧线略微开张，将“李”字周边四角留红，立显活泼。而“恢”字整体取横势，字形压扁，与上字成纵横对比之势，篆法非常独特，三个部分“心、又、火”互相斜靠，团聚一气，姿态各异，极富美感。

　　汉印“楚司马印”（图2），以汉篆为字法，“楚”“司”（图3）二字相比《袁安碑》，“楚”字篆法独具匠心，将“疋”旁上部嵌入“林”部之间，弧线基本处理成直线，“司”字最右侧长斜竖缩短和“口”旁齐平，整体平正方直以适应方形印面。

　　从上面两方秦汉印的分析，可窥见平整之印面蕴涵一种典雅堂正的篆法之美。这种篆法也造就了秦汉印平实的章法，为初学篆刻之最佳法门，故“印宗秦汉”自有其理。

　　但齐匀平实的汉印，其篆法也变幻无穷，如这三印中（图4）皆有“延”字，除“廴”旁稍变外，“正”形上部笔画尤见巧思，分别作“一、 ”和盘曲形，篆法各异，在印面中非常和谐，不能互易。我们要从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入手，去欣赏屈伸收放、揖让穿插、增减合并、承接呼应的篆法之美。

　　有宋一代“金石学”兴起，明末清初在“考据学”的推动下达到鼎盛，促使“印中求印”到“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转变。金石鼎彝、秦权诏版、汉灯镜铭、古陶砖瓦、钱泉货币、六朝造像之铭文及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渐次出土，皆为印人吸收，极大开拓了篆刻用字范围，篆刻家对这些素材融会贯通，开创自家风貌。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黄士陵皆为其代表。黄士陵治印，字法取资丰沛，金文外，汉魏碑刻篆额、泉币诏版皆为所用。黄士陵对字法出处非常讲究，可谓“下笔有由”，正是其取法来源的开阔和严谨保证了其篆法的成功。

　　章法之美

　　篆法是对字法的艺术处理，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章法，每个入印文字的篆法及相互依存布排，就构成印面的整体章法，可见章法随篆法之变而变。篆法千变万化，那章法也理应如此，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有规律可循的。赵之谦曾“阅古印不下三千”，发现章法“率大同小异，盖一聚一散”，赵氏以“聚散”为章法总则，虽不算全面，却十分精准。章法核心是对比关系，如平正、疏密、轻重、开合、虚实等等，和聚散同理，但又需彼此和谐，这与中国哲学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密合。

　　著名的战国燕系古玺“日庚都萃车马”（图5），印文分左右两列靠边排布，中间虚空。“日”“庚”和“萃”“车”分别上下穿插，两字黏合成纵势，“日”“萃”相向倾斜，顾盼生姿，最底下“马”和“都”则字形拉宽成横势，“马”字代表鬃毛的三横画与“都”字“邑”旁相靠，使左右两排得以联系，整体形成“U”形章法。全印纵向排叠紧密，横势参差舒朗，既团聚又开张，视觉效果甚佳。此章法亦见于白文古玺，如右酖王玺，左廪之玺，可见“U”形为古玺中经典的章法模式。近人钱君匋“午斋钱塘之玺”（图6）便从此中化出，得其三昧。

　　上文提到赵之谦总结“聚散”原则，其印亦践行之，对于不同的白文印，赵之谦通过篆法的变动，造成强烈的聚散关系。“赵之谦”印（图7）中“赵”字独列，右下留红，“之”左右两笔上移，造成印面左上角留红；“汉学居”印（图8）中“汉学”二字笔画繁多，却聚在一起，“居”笔画少却独占一排，字形拉长，真是疏者愈疏，密者愈密。两印的章法，疏处通透空灵，密处茂实浑厚，可以看出赵之谦超凡的艺术才情。

　　说到疏密、聚散的章法，就不得不提邓石如的名印“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图9）。邓氏不仅是篆书大家，篆刻也开宗立派，又有诸多篆学思想，如“印从书出”，此印字法取其擅长之小篆，篆法上保留了很多书法趣味，刚健婀娜，方圆相济；又如“疏处可使跑马、密处不使透风”，这方印也完美地诠释了此一美学理念。全印八字分列两排，左列一密三疏，右列一疏三密，又斜角呼应，堪称典范。这种章法其实在汉印中已经出现，可见任何艺术创新，皆有根源活水，要继承前人精华，在传统的土壤中才能开花。

　　刀法之美

　　文人以石治印，运刀镌刻之方法、技巧即谓之刀法。将融合字法、篆法、章法的墨稿转化为朱迹，在刀石触发之间会产生不同的线条质感和风格，进而传递其笔意和刀趣，刀法之美便蕴含其中。

　　以何震、汪关为例，二人皆善用冲刀，但呈现的线条完全不同，印风也大异其趣。何震（图10）印风气雄力健，苍劲古朴，用刀刚锐猛利，势如破竹，刀刀畅爽不疑，痛快坚决，方折处刀痕毕露，印面崩裂残破，线条劲挺生辣，极富金石韵味。同一种刀法，在汪关（图11）却是另一种景象，无论汉印、细朱文、玉印、鸟虫，用刀精细入微，纹丝不苟，冲中带削，刀痕难觅，线条光洁秀逸，含蓄稳健，一派从容儒雅的君子风度，充满书卷气息。其后林皋、王福庵、陈巨来等皆受汪关滋养，印风更加工致，线条清通明快、刚中寓柔，如精金美玉，给人以冲和恬静的美感。

　　邓石如、吴让之（图12）等用冲刀则轻灵松活。线条圆转多书法笔意、婀娜多姿。除冲刀外，还有切刀，以浙派为代表，如丁敬（图13）用刀短切涩进，节奏舒缓，其线条如锥画沙，古雅醇厚。还有齐白石（图14）的刀法也非常有特色，其印风醒目，多单刀直冲，气势恢宏，有一种锋锷所至、石屑纷飞的画面感，线条酣畅淋漓，转折方硬，又见笔墨情意。刀法在他这有独立的审美趣味。最后来看吴昌硕（图15）的印，朱文边款崩裂，线条苍古老辣，有朴拙静穆之气。吴氏曾对陈巨来道：“我只晓得用劲刻，种种刀法方式，是没有的。”似乎吴昌硕不拘刀法程式，其实这是融会百家集大成后，化刀法于无形的结果。

　　边款之美

　　战国秦汉玺印多不具款，隋唐官印始见，多记录官署、年月。文人治印后，边款方才盛行，有单款、双款乃至长款，内容包罗万象，隽永可读，或谈艺品评，或叙情述怀，耐人寻味。形式亦多姿多彩，图文并茂。印人在此充分展现其书法、绘画、字学、文学素养和字法、篆法、章法、刀法功底。所以边款不仅增加了篆刻的艺术意涵，还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值得我们细加品赏。

　　 “琴罢倚松玩鹤”（图16）印据称为文彭所刻，以行草书写长款，再双刀施刻，墨拓后有如法帖，可作书法碑帖艺术品来鉴赏，且与印文之红相得益彰。读其款，如见嘉遁无闷之隐逸生活，令人神往。

　　苏宣、吴让之等亦常以行草刻单款，但边款中最常见的字体是楷书，此外还有隶书、篆书。除书法外，边款中还可见绘画元素，如赵之谦（图17）以汉画像配汉篆及魏楷，犹如碑版，极富视觉效果。吴昌硕印款（图18），以其夫人背影配以阳刻北碑楷书，犹如“始平公造像”，吴氏因战乱与夫人未及相见，待劫后归乡，夫妻已阴阳相隔，读之令人唏嘘。

　　设计之美

　　篆刻之美除了上述的古典元素外，还有其当代性，体现在现代设计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印（图19），此外首都博物馆（图20）、海昏侯国遗址（图21）标识等也皆化用篆刻形式，前者取法九叠篆，后者则取法出土烙马印。

　　传统文化和艺术，不仅要潜究其自身价值，还必须要结合当下语境，准确而完整地将其精华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并融入他们的生活。唯有大众认可和欣赏，并从中获得情感、精神和心灵上的滋养、愉悦和熏陶，才能生生不息。

　　 （作者：陈建胜，系中国美术学院外聘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