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线上的鼓楼。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元大都遗址出土的蓝琉璃吻兽。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旧鼓楼大街出土的元青花凤首扁壶。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从紫禁城午门向南望北京中轴线，正前方是端门，东西两侧分别是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守望家园】

　　 现存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历经700余年，由宫殿坛庙、御道街市、城门城楼、山水桥梁、报时建筑、纪念碑、纪念堂、广场等一系列古代皇家建筑、城市管理设施、居中道路，以及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共同构成，包括永定门、永定门御道遗存、天桥南大街、前门大街、正阳门及箭楼、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外金水桥、天安门、端门、故宫、景山、地安门内大街、万宁桥、鼓楼及钟楼，以及先农坛、天坛、社稷坛、太庙等诸多文化遗产，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历久弥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理想诉求，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典型例证。

　　突出的连续性：源远流长的北京中轴线

　　所谓连续性，就是文明生生不息、绵延存续的特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根本特性。

　　北京中轴线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典型例证，既因为它今天的形态层累了元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造物，也因为它所承载的都城规划设计理念、宇宙观、价值观、理想诉求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且这些都未因王朝更迭、政权易代而中断。

　　北京中轴线虽然肇始于元代，但作为中国古老都城规划设计思想在北京实践的“无比杰作”，却有着更为悠久的渊源。都城以中轴线进行规划设计的理念，从隋唐长安到北宋汴梁、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今天仍在持续。《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将北京中轴线的南北延长线继续向南向北发展，向北延伸至燕山山脉，向南延伸至北京新机场、永定河水系。

　　北京中轴线承载着传统的“择中立国”原则。所谓“择中立国”，是指选择“天下之中”作为都城。元、明、清均定都北京，都特别强调北京的天下之中地位，以此作为建都的合法性依据。“择中立国”的原则早在西周初年就已开始实践。史载周成王打算将都城迁到洛邑，派人通过测日影的方法找到“地中”所在，并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文基础确定都城。周公之后，“择中立国”成为历朝政权营建都城遵守的基本原则，正如荀子所说：“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

　　突出的创新性：与时偕行的北京中轴线

　　所谓创新性，就是文明在存续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创造，从而不断演进发展的特性。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持续发展，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新”是中华文明中十分重要的概念，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等，都强调“新”的意义和价值。北京中轴线则以其自身的变化发展，成为中华文明与时偕行、历久弥新的典型例证。

　　我国都城中轴线自产生之后，就处于不断变化当中。有学者提出，城市中轴线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两段式向三段式空间布局的变化，其中北宋汴梁为城市中轴线三段式空间布局开辟了道路，影响了金中都中轴线的布局，预示了元大都中轴线三段式空间布局的形成。可以说，北京中轴线处于我国都城中轴线发展进程的后半段，是都城中轴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身就包含着新的元素。而自其出现之后，自元朝起，一直到当下，仍然处于演进之中。

　　具体言之，元大都比之前任何一个朝代的都城，都更接近《周礼·考工记》描述的理想都城模式，而它的中轴线也更加规整，尤其将用于计时、报时的钟鼓楼置于大都中轴线的北边，突显通过统一时间“以齐七政”的含义，宣示国家的一统天下、秩序井然，更具有创新意义。

　　明北京中轴线与元大都中轴线重合，但在建设和布局上也有创新之处。比如在建筑命名上，许多沿中轴线对称分布的建筑，命名径直使用左右、东西、文武这些对称性很强的语词，使“左右对称、中轴突出”的格局进一步彰显，如东华门与西华门、文华殿与武英殿等。

　　新中国成立后，改建天安门广场，树立起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起庄严的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堂，将帝制王朝的封闭空间改建成人民共和国纪念人民英雄和开国元勋、体现人民当家做主、享受美好生活的公共场所，是与时偕行的巨大创新。而之后在北京中轴线南北延长线上建设鸟巢、水立方、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国家会议中心、大兴机场等大型建筑，体现了北京中轴线仍在不断创新发展之中。

　　突出的统一性：多元一体的北京中轴线

　　所谓统一性，就是指文明在存续过程中，部分不断融合成整体，分歧逐渐归于一致的特性。中华文明融多元文化于一体，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早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就与周邻地区发生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这种互相学习、互相融合，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几千年，最终推动了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帝制国家并实施一系列政策，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政治局面。之后，虽然有分有合，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和巩固是大势所趋。无论建立政权的是哪个民族，都把国家的大一统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都通过对儒家文化的尊崇表达自己政权的正统性。“尚一统、求大同”的理念诉求和政治实践，持续强化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铸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自西周初年成为诸侯国都城以来，北京曾多次作为不同政权的政治中心：契丹人的辽南京，女真人的金中都，蒙古人的元大都，汉人和满人建立的明、清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多个民族在这里建立政权，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交流交汇交融；另一方面，这些民族又都崇尚华夏礼乐文明。北京中轴线作为礼制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的载体和象征，其形成和代代延续本身，就是统一性的最好表征。

　　突出的包容性：丰富多彩的北京中轴线

　　所谓包容性，就是秉持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开放心态，不断促进文化交流互鉴的特性。中华文明不断丰富、多姿多彩，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这些古语所表述的都是包容的意义和价值。

　　北京中轴线在统一性中体现着包容性和多样性。毋庸置疑，北京中轴线的形成是儒家思想的产物，体现着儒家崇尚的礼乐文明，比如天坛供奉昊天上帝及与天有关的日、月、星辰和云、雨、风、雷诸神；先农坛供奉先农，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及天下名山大川、京畿名山大川之祇，以及太岁神等；太庙供奉皇帝的祖先及宗室和有功的大臣，社稷坛供奉社稷之神……这些都是儒家礼制的正祀。

　　然而，这并非北京中轴线上的全部信仰，中轴线上还有丰富的佛教文化元素，比如紫禁城慈宁宫就是皇宫中供奉佛像的重要场所。明清时期，中轴线上还修建了不少道教建筑，如紫禁城内的钦安殿、天穹宝殿和位于紫禁城西北方的大高玄殿。清朝建都北京后，还建立了祭拜萨满诸神的场所。

　　 北京中轴线上多种宗教文化的和谐共处，正是其包容性的鲜明表现，也是反映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一个典型。

　　突出的和平性：以和为贵的北京中轴线

　　所谓和平性，就是以和为贵、坚持公平，不断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之间关系和谐的特性。中华文明追求“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井然有序，共生共荣，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早在《尚书》中，就有对“和”的深刻思考；西周末年，史伯又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礼记·中庸》将“和”视为“天下之达道”。经过长期发展，“和”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日益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精神。

　　北京中轴线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比如中轴线上的紫禁城三大殿，是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处理政事、举行盛典的场所，均以“和”字命名，清晰地反映了对“和”的追求。又如，中轴线上和两侧分布着天坛、先农坛、社稷坛、太庙等国家礼仪建筑，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而祭祀礼仪中的乐章，就多以“和”“平”命名。如明朝嘉靖十年的祈谷乐章包括中和、肃和、咸和、寿和、景和、永和、凝和、清和与太和之曲；清乾隆十一年圜丘九章包括始平、景平、咸平、寿平、嘉平、永平、熙平、清平、太平之曲。

　　综上可见，北京中轴线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典型例证。不仅如此，北京中轴线也能够为理解五大突出特性之间的关系提供说明。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比如中华文明突出持续性的形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其他四个特性，正是创新性、包容性的不断赋能，统一性、和平性提供了保障，才使中华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北京中轴线作为都城中轴线规划思想在北京实践的产物，它的代代传衍、持续不断，也有赖于其自身鲜明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作者：张勃，系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研究”〔21ZDA07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