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茶·世界：茶文化特展”展览现场

　　普洱茶

　　仙茶

　　《萧翼赚兰亭图》（摹本，局部）

　　蒙山茶

　　邛州茶砖

　　珠兰茶

　　 “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于9月2日至11月30日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及东西雁翅楼展厅展出。本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主办，汇集国内外30家考古文博机构的代表性藏品，展品总数达555件（组），以中国茶文化为切入点，以鲜明的主题、宏大的规模，立体展现穿越历史、连通地域、融合民族的中华茶文明，立体地展现中华文明以茶为媒，交融互鉴的发展历程。

　　茶文化的起源时代

　　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是说茶作为饮料，发端于神农氏，周公旦作了记载而闻名于天下，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汉代的扬雄、司马相如，三国时期吴国的韦曜，晋代的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等人都喜欢饮茶。饮茶形成风气，在唐朝达到了鼎盛，在长安、洛阳两京以及荆州、渝州一带，更是家家户户都饮茶。

　　茶原产于云贵高原，后来顺江而下传入四川。就在王羲之等人在兰亭雅集的第二年（永和十年），东晋人常璩完成了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与《越绝书》一起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记载，武王伐纣时，巴国曾经派出军队跟随周武王作战，并参加了在牧野的大决战，为周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周王朝建立后，巴国就成了周朝的属国。巴国向周王朝进贡，贡品有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等，其中就包括了“茶”。此时巴蜀已成茶业生产中心，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梅维恒、郝也麟在《茶的真实历史》中记载，“蜀人制茶在今成都以南100英里（约160公里）的乐山地区”。巴蜀人民对茶的热衷，至今可从成都一带林立的茶馆中得到印证。茶馆各式各样，已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的装修古朴优雅，一壶茶，三两朋友，临窗而坐，谈商务，叙友情，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有的包间里摆着麻将桌，三五好友一边“搬砖”一边品茶；也有的就在公园里，几百只竹椅露天摆成一大片，蔚为壮观，每当太阳好的日子，成都人都会坐满这些竹椅，一边乜眼晒太阳，一边啜饮滚烫的茶水。十多年前，笔者前往成都，与作家麦家等人小聚，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大众露天茶馆的声威，颇感震撼。四川其他城市的状况，也大抵如此。

　　四川盆地西南边缘蒙顶山是有史以来世界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早在西汉时期，茶祖吴理真就开始在名山区境内的蒙顶山栽种茶树。唐宋时期是蒙顶山茶的极盛时期，唐玄宗时期蒙顶山茶被列为贡茶。一直到清代，蒙顶山茶一直是给皇宫的贡茶，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依旧收藏着清宫的蒙山茶，还收藏有来自四川的名山茶、仙茶、陪茶、观音茶、春茗茶、青城芽茶、菱角湾茶、灌县细茶、邛州茶砖等贡茶。此外还收藏有普洱茶等来自云南、贵州的贡茶。这些古老的茶叶，都在“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得到了呈现。

　　但四川盆地四周被群山所包围，使得茶文化的输出成为一条险途。直到东周末年，公元前316年，周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周慎靓王时期，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只用了十个月就攻克全蜀，把蜀王降为侯，任命陈庄为蜀国国相，从而拥有了天府之国的丰厚特产，有了对抗长江中下游的楚国的战略优势。伴随着蜀国并入秦国版图，茶文化才由蜀传入秦。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

　　三国时期，饮茶之风已由四川等地传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三国魏国张揖所撰《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荆巴间”，就是四川、湖南、湖北。后面几句，是讲制茶工艺与效用：把茶叶采下来制成茶饼，如果叶子已老，就用米汤来调和，再制成茶饼。每欲品茗时，先炙烤茶饼，使它变成红色，再捣成碎末，放到瓷器内，以沸水冲开，或者加入葱、姜、橘皮，搅拌后饮用。如果用它来醒酒，可以使人精神到难以入眠。

　　 三国两晋，茶的芳香开始缭绕在长江下游。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蜀人作茶，吴人作茗。”

　　《茶经》转引晋代卢琳所撰《晋四王起事》的记载说：“八王之乱”时，晋惠帝被司马伦幽禁于金墉城，受尽凌辱，被东海王司马越迎回洛阳时，宦官用瓦盂盛上茶水，献给晋惠帝喝。

　　 瓦盂，就是盛饭菜的土碗，说明唐代以前是茶具与食器混用的，茶具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

　　 这次特展上，展出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晋代茶具，有德清窑黑釉鸡头壶、青釉五盅盘等古老的茶具。

　　除了上述茶具，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安徽的珠兰茶、银针茶、梅片贡茶，来自福建的武夷茶、莲心茶、小种花香茶、岩顶花香茶，浙江的龙井茶、阳羡茶、碧螺春茶、灵山茗茶，以及来自江西、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的贡茶。这些贡茶虽然均出自清代，但从中也可以看到茶叶种植已经由最初的云贵高原、四川盆地，辐射到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知茶的人

　　《茶经》中提到的晋代饮茶者中，刘琨位居第一。刘琨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西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他曾与祖逖一起担任司州主簿，二人友情不一般，以至于常常“共被同寝”，而且都心怀建功立业的理想。一天半夜时分，祖逖闻听荒野鸡鸣，叫醒刘琨道：“此非恶声也。”意思是这是在激励我们上进，于是与刘琨一起到屋外舞剑练武。从这个“半夜鸡叫”的故事里，脱胎出“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典故。刘琨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写：“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愦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大意是：日前收到你寄的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都是我所需要的。我心中烦闷时，常要依赖好茶来排解，你可为我多置办些。

　　东晋时，陆纳迁太常，徙吏部尚书，谢安常来串门儿，而陆纳仅以水果和茶水招待。陆纳的侄子陆俶看不过眼，偷摸儿给客人准备了珍馐美馔，他还以为叔父会夸他会来事儿，没想到谢安走后，陆纳把侄子臭骂一顿，说他败坏了自己清廉的名声，还下令把侄子打了四十大板。可见那时，已经有了以茶水待客的事例，饮茶已成为精神清洁的象征。

　　 所以，陆羽后来在《茶经》里写道：“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与陆纳同时代的官员桓温也主张厉行节约，做扬州牧时，每次宴请宾客，只摆出七盘茶和果品，再无他物。这事记在《晋书》里。

　　但在晋代，最知茶的人，非杜育莫属。杜育是西晋一位天才少年，长大成人后，生得一表人才，被后世人誉有“美丰姿”的雅号，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代男神的意思。他曾官至右将军，又任国子祭酒，但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他那颗俊美的头颅也在“八王之乱”的刀光剑影中被活活地砍掉了，死时大约只有三十岁，以至于在浩浩一百三十卷《晋书》里，连个传记都没有，只是在别人的传记中，才偶尔露个小脸，比如在《刘琨传》中有记：“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也，琨与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在《苟晞传》中，苟晞在上表时提到一句“前司隶校尉刘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将军杜育，并见攻劫”。假若他没有写下《荈赋》，他在历史中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留下了一纸《荈赋》，就彻底地改变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足以让杜育这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称雄于世，让世人无法忽视他伟大的创造力。《荈赋》全文今已不存，只剩下残编断简，存文如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绩青霜；氤氲馨香，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荈赋》的伟大，在于它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完整记述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全过程的作品，“文章从茶的种植、生长环境讲到采摘时节，又从劳动场景讲到烹茶、选水以及茶具的选择和饮茶的效用”（梅维恒、郝也麟：《茶的真实历史》，第20页，三联书店2021年版）。有人从这篇短短的文字中总结出八个“第一”：第一次记载茶的种植生长规模；第一次描述高山环境出产好茶；第一次记载采摘秋茶；第一次阐述煮茶的择水；第一次阐述陶瓷茶器宜茶；第一次描述“沫沉华浮”的茶汤特点；第一次涉及初步茶道思想与茶美学；第一次阐述茶的功用。

　　这八个第一，足以令杜育和他的《荈赋》被铭记于史，千秋不朽，因为他是“站在人类茶学文明的原始荒原上，视野之内，再无他人”。

　　 正是有了《荈赋》，人们才把西晋视作中国茶文化的起源时代。

　　“这分明是甘露啊”

　　西晋以来，中国茶文化悄然开启了它的旅程，然而，一直到隋唐以前，中国人的主要饮品依然是酒，茶还没有占据主流的位置。《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则记载，是说东晋初年，司徒长史王濛喜欢饮茶，所以他每次都用茶水来款待客人，然而，那时很多人不习惯喝茶，接受不了茶水的苦涩寡淡，但王濛却热情无比，这让他们感到很痛苦，每次去王濛家之前都会说“今日有水厄”——今天又要体会喝茶的厄运了。

　　关于两晋之间酒与茶的双重变奏，邓子琴先生在《中国风俗史》中把魏晋清谈之风分为四个时期，认为前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好饮酒，而第三、第四时期的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故认为：“如王衍之终日清谈，必与水浆有关，中国饮茶之嗜好，亦当盛于此时，而清谈家当尤倡之。”

　　到了南北朝，江山变得更加不可复识。在一片刀光剑影之中，茶的命运细若游丝却绵延不绝，饮茶之风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在上层社会和僧道阶层影响越来越大。陆羽《茶经》从古文献中引了这样一条，“《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宋录》中的“宋”，是指南朝宋。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都是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之子。他们一起前往八公山，寻访昙济道人。昙济道人不是道士，而是著名佛教徒，“道人”是对修道之人的泛称。昙济道人用茶水来招待他们。刘子尚饮后，说：“这分明是甘露啊，怎么是茶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甘露具有某种特殊的意涵。《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是天地合一的结果，是“因德治而出现的祥瑞”。西汉贾谊《过秦论》说：“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心不枯萎，绝处逢生。”有了甘露，才有万物滋生，才有人世长寿。莫非这超脱尘俗的茶水就是传说中的甘露吗？

　　南北朝时期，皇帝王公对茶的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齐武帝萧赜临死前在遗诏中说：“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在他的灵位上置放杀牲作祭品，只需摆上饼果、茶饮、干饭、酒脯就可以了。

　　精美绝伦的茶具

　　犹如暴风骤雨之后是晴空丽日，历经三百多年混战的中国，终于走向了统一和繁荣。三百多年的战争，刺激了这片东亚大陆上的物质与文化的交流，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把都城从北方苦寒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黄河边的洛阳，参照南朝典章制度，改革北魏政治制度，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推行汉文化，同时也在中原文明的精耕细作、细润绵密中，吹进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之风、雄悍之力。“北方的辽阔粗犷、狂放的生命激情，与南方发展得纤细精致、缛丽委婉的情思，忽然得以合流。”（蒋勋：《美的沉思》，第152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大运河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让中国的河流成为一张彼此交错、可以互相抵达的大网，将曾经破碎的版图，通过漕运经济紧紧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物质大流通中，茶文化也获得了向北发展的契机，和姜、橙子、荔枝等“新鲜事物”一起，出现在北方人新奇的目光中，茶这种清淡的饮品逐渐为北方人所接受，“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茶叶市场的大增，带动茶叶生产的大发展。《茶的真实历史》一书中说：“唐中叶以前，蒙山茶因稀而贵，一匹绢丝甚至买不到一斤茶。随着北方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蒙山茶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数十年后，蒙山新茶在集市上随处可寻。据说，‘关隘而西，山岭而东’的村民可以数日不食，却不能一日无茶。当地有民谚云：‘一个茶芽七粒米。’茶叶质轻，便于运输，不易变质，是很好的经济作物。”

　　 1987年，考古工作队在清理法门寺佛塔时发现了地宫，打开了这座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不仅发现了世上仅存的一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还出土了多件金银茶具，其中就包括了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宫廷茶具，有茶笼、茶碾轴、茶碾子、茶罗子、茶炉、茶匙、茶盆、茶碗、茶托等。“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展出这些精美器物，重现了公元9世纪中国茶文化的流光溢彩。

　　哲学与艺术之饮

　　在唐朝，酒和诗是那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酒的唐朝，就像没有诗歌的唐朝一样寡然无味。王维诗曰：“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杜甫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李白诗曰：“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青春、诗歌与酒，那么完美地契合在一起，这才是大唐气象，那么的雄姿英发、洒脱张扬。

　　李白与杜甫的相识，就是在洛阳的一次酒局上。那时的李白，已经名满天下，而杜甫，还只是李白的超级粉丝、一个没有名气的文艺青年。酒局开始后，没有人介绍杜甫是谁，杜甫只能敬陪末座，一言不发，还是李白注意到这个被人冷落的青年，见他风清骨俊、气宇不凡，就向旁人打听此人姓名，听说是杜甫，就主动端起酒杯走到杜甫面前，说：“让我借花献佛，向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作者杜子美敬上一杯酒。”一句话，令杜甫感动得几乎流泪，由此开启了二人之间终生不渝的伟大友谊。

　　在唐代，茶宴也在僧人、士人中逐渐流行。唐朝《封氏闻见记》中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与酒比起来，茶的素洁清淡更能体现精神上的清雅脱俗。唐代画家阎立本绘有一卷《萧翼赚兰亭图》，只是真本已不见踪影，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是三件宋代摹本，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的画面上各有五人，分别是辩才和尚（左侧执挥尘坐于禅榻）、萧翼（坐辩才和尚对面的长凳上）、一名小僧人（在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中位置不同），重要的是，在辩才身后，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都有两名仆人正在专注地烹茶，这个烹茶的场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本中是没有的。其中，画面左下有一老仆人蹲在风炉旁，炉上置一锅，锅中水已煮沸，茶末刚刚放入，老仆人手持“茶夹子”正要搅动“茶汤”，旁边的童子则弯着腰，手持茶托盘，小心翼翼地准备“分茶”，然后向宾主敬茶。

　　春光明媚、清风逐人的日子里，曾任左拾遗、以侍御史身份出使吐蕃的吕温与朋友们在一起修禊共饮，客人中有南阳邹子、高阳许侯，还有二三才子，所饮之物，也不再是曲水流觞里的酒水，而是以茶代酒，煎茶分酌，沫浮素杯，色如琥珀一般。吕温信手写下一纸《三月三日茶宴序》，成为流传千古的散文名篇，《全唐文》中，描写茶宴活动的文章，仅此一篇：

　　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憩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香枝。闲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中，吕温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都作出了生动的描绘。在唐代，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经非常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仪式。文人们通过“不令人醉，微觉清思”的品茗活动来修身养性、品味人生，达到“中澹闲洁，韵高致静”的心灵境界。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皮日休、杜牧、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诗人都写过茶诗。宋代欧阳修、蔡襄、苏轼、苏辙、梅尧臣、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也都写过许多茶诗。有学者指出，魏晋至南朝的急遽演变中，华夏道释儒开始融合，茶与主流文化开始融汇，茶宴也正式成型。而到了唐朝，才是茶饮大步迈进的重要历史阶段。于是，在皇皇大唐的风华中，茶从普通饮品升华为高雅与文化之饮，从解渴之物升华为哲学与艺术之饮。

　　 （作者：祝勇，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展览和展品图片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