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河姆渡文化的陶制炊具组合，从上至下分别为甑、釜、灶。李韵摄/光明图片

　　图为展厅一角 李韵摄/光明图片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 李韵摄/光明图片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鱼形器柄 李韵摄/光明图片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猪 李韵摄/光明图片

　　 【观展笔记】

　　 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因首先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而得名。自1973年首次发掘，经过五十年的考古实践，目前已发现了二十余处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其中的田螺山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河姆渡文化聚落遗址；而8000多年前的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则为河姆渡文化找到了直系祖源。

　　 近日，“远古江南·海陆山河——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考古成果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出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塔山遗址、井头山遗址等出土的324件（套）文物，涵盖先人的衣食住行及精神世界，为观众勾勒出一幅七八千年前远古江南的耕织图。

　　饭稻羹鱼

　　 民以食为天。展览用出土文物带观众走进了河姆渡人的“厨房”。

　　他们的灶和锅都是陶制的，并不出奇，但造型着实奇特：特别是灶口的形状如同簸箕，内壁有三个支丁用来架锅。那时的锅叫釜，蒸屉叫甑。甑放在釜上，釜盛水架在支丁上，灶里烧火；水被加热后水蒸气上升，蒸熟甑内的食物。这种形式的蒸锅，7000年后的我们还在用。

　　当时的河姆渡人用这样的炊具烹饪什么食物呢？展柜中，碎陶片内有片黑色结块，肉眼可见颗粒完整的饭粒，原来是“锅巴”呀。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炭化稻米，虽然已经炭化变黑，但粒粒饱满，部分还带谷壳。这些都是河姆渡先民以稻米为主食的生动证据。植物考古研究表明，河姆渡人食用的水稻，多数是驯化的粳稻，也有少量的野生稻。近年来发现的施岙遗址及附近古稻田，总面积达90万平方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古稻田。

　　河姆渡人如何耕种如此大面积的稻田？听，他们的稻田中传来“札札骨耜声”——骨耜是河姆渡文化最具特色的农具。考古发现，河姆渡人已由效率低下的刀耕火种，过渡到“耜耕农业”阶段，开启了中国稻作农业的新篇章。端详展厅中的骨耜，材质大多用动物的肩胛骨稍加切割磋磨和凿孔制成，基本保留了肩胛骨的自然形状。耜面往往凿有圆孔，用于穿绳绑木柄。复原后的骨耜就像今日的铁铲。考古人员用牛肩胛骨仿制“骨耜”实验表明，骨耜完全可以胜任铲除芦苇杂草、开沟、挖坑等任务，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除了米饭，河姆渡人的菜谱，其丰富程度让人羡慕：既有山地林间的禽兽、品种繁多的水产，又有饲养的家禽家畜、野果野菜，还有蘑菇、鸟蛋等，营养均衡又多元。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渔猎、采集、家畜饲养的经营方式，保障河姆渡人尽享水陆之馔。

　　井头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贝壳、金枪鱼等海鱼的骨头、螃蟹壳等，说明它们都是当时常见的食物。此外，猪、鹅等家禽家畜的出现使河姆渡人的食物来源更加稳定。展厅中，一只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塑小猪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它体型健硕，头部肥大，鬃毛突起，长嘴前伸，四肢粗壮，生动传神，堪称难得的原始艺术佳作。它在造型上具有野猪和家猪的共同特征，反映了家猪驯化的过程。除了陶塑猪，河姆渡的陶器上也刻有猪纹，遗址内还发现大量猪骨和猪牙，无不表明当时人们已广泛驯养猪，猪肉已成为餐桌上的重要食物。另外，田螺山遗址出土了距今约7000年的鹅的遗骨，或可证明鹅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禽。

　　排列整齐的菱角、颗粒饱满的桃核、卵圆形的芡实……除了主食、鱼和肉，河姆渡人还有多种零食。他们不但采集橡子、菱角和芡实，可能还会栽培葫芦、菱角和桃，甚至还有自己的“饮料”——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茶树根上，时光镌刻沧桑纹路，沁人心脾的幽幽茶香仿佛透过展柜，袅袅飘出。树根经中外考古和茶学专家鉴定，是人工栽培的山茶属茶种遗存，把我国种茶的历史向前推到距今6000年前。

　　临水而居

　　翻开统编历史七年级上册的教材，在《原始农耕生活》一章中写道：“河姆渡人的房屋主要是干栏式建筑，以木桩插于地下，上面用木板等拼接成屋。这是中国最早的木构建筑，对中国古典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成熟的干栏式建筑，是河姆渡文化的特色之一，也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干栏式建筑。

　　为何要将房屋架起来？这与河姆渡人的居住环境有关。目前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多分布在丘陵平原交界地带，绝大多数聚落建在山麓坡脚或孤丘缓坡上，面向较为平坦的湿地平原，平原中湖泊河网密布。为适应暖热潮湿的环境，他们因地制宜地创造出用木结构和榫卯技术架高居住地面的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可以有效防潮、避虫蛇。今天傣族、苗族等西南少数民族建造居住的吊脚楼，就属于这种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人的干栏式建筑，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不断“升级迭代”，类型、功能也趋向复杂。展览通过多媒体互动装置，用出土的木桩、木板等文物，与前方屏幕上数字化展示手段结合，直观地展示了河姆渡人高超的建筑技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与河姆渡人高超的建筑技术相呼应的，是石斧、石锛、石凿、石楔等完备的木材加工工具。此外，考古发现显示，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榫卯结构。在河姆渡文化发现了带有榫卯的木构件，其中两件榫头截面长宽比例为4∶1，符合受力要求，结构科学，被后世称为“经验截面”。这种木构榫卯技术，正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工艺的核心。

　　舟楫往来

　　 8000多年前的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最早的一批小渔村，在这里找到了中国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的源头。

　　一支桨，见证了先民勇于迈出陆地，征服大海、拥抱大海，拓展生存空间的尝试。展厅中，一支深棕色的木桨浸泡在液体中，保存较完整，造型流畅优美，桨叶较长，形状与现在的木桨差别不大。这是目前已知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件用于近岸航海的船桨，距今8300—7800年。当时井头山的先民，可能已荡舟入海，开始探索新的蓝色空间，乃至开始近海捕捞作业。这是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

　　千年后的河姆渡文化，也出土了40多件木桨。与井头山的木桨相比，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河姆渡的木桨制作更加精细科学，都是用整块硬木为原料砍削而成，柄部粗细适中，适于手握，柄部顶端加工成倒三角形，利于划船时手握用力。有些木桨柄部还刻画直线和斜线构成的几何图案花纹。桨叶多呈扁平的柳叶状，自上而下逐渐减薄，制作比较精细，形状类似今日江南水乡小船上所用的木桨。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有桨必有舟。虽然目前没有找到河姆渡文化的船，但是在田螺山遗址发现了独木舟加工处；河姆渡先民还为后人留下了多件以当时独木舟为原型捏塑的艺术品。展柜中田螺山遗址出土的陶舟形器，侧面看形状类似半月形，俯视则如梭形，船首微凸起，全舟下半部呈弧形，轮廓自然流畅。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舟形器，船形则为较深的长方槽形，可见当时独木舟形状的丰富。

　　 “小舟叶叶，纵横进退，摘翠者菱，挽红者莲，举白者鱼”。舟楫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渔业的迅速发展，还扩大了河姆渡人的活动范围和同周边文化间的交流。

　　织席衣麻

　　或许有人认为，七八千年前，先民们应该是茹毛饮血、衣不蔽体、岩居穴处。其实，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发现用铁证昭示天下，当时的人不仅擅长使用炊具，而且建起了颇为舒适的房屋，甚至已拥有先进的纺织、缝纫工具，乃至纺织业。

　　 “绩麻缫茧，衣则可冀”。要制作衣服，首先要掌握编织的技艺。河姆渡人的编结技术如何？展柜中一块手掌大小的苇编残片给出了答案：残片上能清晰看出经纬垂直交错编织的痕迹。河姆渡文化虽然没有出土纺织品实物，但以编织纹装饰的器物不胜枚举，比如田螺山遗址出土的陶釜底部碎片，外底面就有印绳纹。

　　一根单丝难成线，千根万根拧成绳。河姆渡文化出土的绳子是用植物纤维先搓成小股，再用两三股搓成粗细不一的绳子，粗者如手指，细者如铁丝。此外，还有由三股合搓成的粗绳，形状与今日人们合掌搓成的绳子差别不大，体现了河姆渡先民的编结技术已具较高的水平。

　　编结技术，是烙印在河姆渡先民基因中的。早在河姆渡文化的直系祖源、八千多年前的井头山文化类型中，就出土了迄今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好、工艺最先进的编织物近20件，有筐、篓、篮、席、扇、鱼罩等，器形多样，编织样式也非常先进，甚至可与现代传统编织工艺媲美。这一“伏笔”，体现了江南的钟灵毓秀，先民的心灵手巧代代相承。

　　展柜中，我们看到了河姆渡人的“针线筐”：硬币大小、中有小孔的陶纺轮，形制规整，是手捏陶土成形后烧制而成的，主要用来捻线；用鹿角尖端制成的梭形器通体磨制光滑，隐隐透出光泽；动物碎肢骨磨制成的骨针，针鼻孔径仅约1毫米，形似现代大号钢针……这些河姆渡文化出土的纺纱工具、织布工具和缝纫工具，品种繁多而齐全。透物见史，我们仿佛看到一幅几千年前的纺织图：有人用陶纺轮捻线，有人用骨梭织布，有人用骨针缝补……考古学者在田螺山发现两小团线，线的粗细约2毫米，几乎与现今缝衣服的细线相同，足见当时纺织业的发展水平。

　　史前时期，余姚的母亲河姚江两岸气候宜人，温暖湿润，襟江带湖，灵气汇聚，孕育出熠熠闪耀的河姆渡文化。高超的建筑技术，渔猎、采集、水稻种植并举的经营方式，发达的纺织技术……后世余姚得其灵秀，也成为中华文化经络中一个关键的穴位。

　　 （本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