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辨派”“审查古史”，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李学勤先生倡言“走出疑古时代”，对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研究日渐深入，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观念的重新确立是其中的关键。中华文明的源流追溯和历史传承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文化事象，而简帛文献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华文明历史传承研究中的重要环节。

　　简帛文献与中国古代历史记述的特点与优长

　　 考古学专家指出：“20多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众多都邑性遗址的调查和发掘，逐步掀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本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陈星灿：《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人民日报》2022年8月18日第20版）世界历史研究的通例，通过考古成果来对历史年代进行判定，无不与文献结合。而中国历史文献之丰富及传承不绝，有目共睹。

　　 有关中国历史文献的特点与优长，著名书籍与文献专家、美籍华裔学者钱存训先生在其名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中，有精要的论述。他说：“人类的历史，大部分多赖文字记录的流传，是以保存至今。中国人对于思想与活动的记载方式和技术，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钱先生指出：“中国文字记录的一个重大特点，便是它独有的持久性和连续性。这一特点使得世界上一个有创造性的远古文化得以继继绳绳，绵延至今。中国文字除了一般文字通有的音、义以外，还有其特殊的形体，这种具有特殊形体的文字，超越了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团结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

　　 李学勤先生在给该书所作的《序》中，援引上文后评论说：“我相信，凡是读过《书于竹帛》的人，都会被这一意义重大的论断所感动。”李先生所说的“意义重大的论断”，包括其在阐明中华文明源流方面的重要意义。《书于竹帛》对中国书籍的源流，从甲骨刻辞、金文、碑碣文字到竹简与帛书都有全面的叙述。总其要者，从文献传承的角度来说，简牍与帛书，尤其是记载书籍的简牍文献，特别具有论述的价值。

　　 简牍文献的载体是简牍，它是使用竹、木所制成的各种书写材料，包括简、牍、觚、楬等。因简为大宗，所以往往将上述书写材料统称为“简”。以简编连而成的册，是古代书籍最常见的形式。

　　 简册书写文献的使用很早。《尚书·多士》：“猷！告尔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上引《多士》篇话语出自周公之口，诰教对象为商王朝遗民。由此可知，商代简册文献的存在状况及其内容为当时人们所熟知。其可信性不容置疑。甲骨文中，亦多有“册”及用“册”的记载。学术界对殷商时期已经使用简册的事实有肯定性的研究结论。据此可知，现存《尚书》中的《商书·盘庚》等篇，以及《诗经》中《商颂》的来源有着文化和制度方面的根基。

　　 另外，简帛文献载体因有机材料的物质属性，决定其难以在通常条件下保存，这就使得在壁中、地下等场所埋藏，而被后人重新发现的古代简帛数量不多，故应该特别珍视。

　　历代简帛文献的发现及其意义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中国文献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阻断。汉代拨乱反正，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后，各种先秦典籍纷纷出现。武帝时期，在孔子旧宅壁中及其他地方，有先秦古书的出土。当时还有人献出所藏先秦旧书。汉代发现的先秦古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孔子壁中书。《史记.儒林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於是矣。”《汉书·艺文志》说：“《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及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二、汉代其他出土文献书籍，包括《礼》《尚书》《孝经》等。《汉书·艺文志》：“《礼古经》者，出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刘向《别录》：“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内者，献之。”孔氏又引《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许冲《上〈说文解字〉表》：“《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

　　 三、张苍所献《左传》，以及河间献王得所古书等。许慎《说文解字·前叙》称：“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其文字与孔子壁中书和出土的鼎彝铭文“皆自相似。”《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各种典籍，都是经过汉代学者整理传承下来的。汉代出现的各种先秦古书，对于汉代学统的建立有重要意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汉代以后，墓葬中发现古代简册书籍的著名事件是“汲冢竹书”的发现。王国维对包括“汲冢竹书”在内的简帛文献发现，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面的意义有精辟的论断，他说：“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成为中国文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现者，固不自今日始也。”（王国维：《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竹书纪年》所言“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与《史记·周本纪》的记述不同，但得到清华简《系年》的支持。总之，汉代以降简帛文献的出土的发现，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叙述及中华文明的传承，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20世纪以来的简帛文献的发现及其意义

　　 出土文献在二十世纪学术研究的许多重要进展中，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利用当时新发现的甲骨卜辞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论文，证明了《史记》所述殷商史基本正确，并由此推断出“夏后氏世系之确实”。这一论断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是简帛文献众多发现与研究极大推进的时期。从载体上来说，除简帛外，还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碑铭文献等。简牍类文献，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文书类，二是书籍类。文书类包括常见的墓葬遣册，也包括古代的档案、公文、律令、簿记，还有岁记、历日、日书、医杂方等。这些类型的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古代人们的生活状况是第一手的资料，自然是宝贵的，然而，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的角度来说，传世典籍和与传世典籍相类的书籍，具有更大的意义。《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多载有经籍类文献。如郭店简中的《老子》三种及《缁衣》等，上博简中的《诗经》类文献及多种儒家文献，清华简中的《诗经》类、《尚书》类文献，安大简中的《诗经·国风》及《论语》类文献。除此以外，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简及秦简，海昏侯墓西汉简等，也都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经典类的简册文献的历史意义，有两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对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的研究，包括其思想渊源、统绪形成及其在后世的传递。二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探索，包括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古史的断代及历史定位。

　　 关于第一个方面的研究，因《郭店楚简》的发表而首先作出了突破。1999年11月7日《中国青年报》第3版以《郭店楚墓竹简如何改写中国思想史》为题，发表了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史家庞朴等人所撰写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的中心是论述郭店简对孔子到孟子之间思想的传承。而简本《老子》则有另一方面的意义。《郭店楚简》的整理者指出：“简本《老子》甲、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它的绝大部分文句与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这对于肯定历史文献所记载老子其人其书是有力的证据。老子与孔子关系的研究，也可由此而得到进一步的深入。《缁衣》《五行》等文献，“暗示当时思孟学派在楚地流传甚广”。《性自命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等新见儒家类文献对于中国思想史也有着重要意义。这些，显示战国时期，甚至前推若干时段，楚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对于中华文化的多元统一，是极好的说明。

　　 就中国“三代”史而言，夏代的存在曾受到“古史辨派”的质疑，而如前所述，王国维曾据殷墟所出甲骨卜辞，推断《史记》所载“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据《国语·鲁语》记，被汤击败后，“桀奔南巢”。上博简《容成氏》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更详细的记述：“桀乃逃之歷山氏，湯又從而攻之，降自鳴條之遂，以伐高神之門。桀乃逃之南巢氏，湯又從而攻之。遂逃去之桑梧之野。”两相比较，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有关夏桀结局的主要内容一致。后者还提到桀最后的归宿之地为“苍梧之野”。这是耐人寻味的。历史上“苍梧之野”与舜相关。而这一带的相邻地区，出土青铜器有被断为“早商时期”的，十分精美，其文化来源值得研究。清华简《厚父》《参不韦》等出土文献，也为夏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的内涵及传承方式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就文明的传承来说，经孔子总结的三代历史文化，以《大戴礼记》中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和《礼记·礼运》篇为代表，传之后世，绵绵不绝，皆有所本。二十世纪以来简帛文献的出土，更对当代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我们努力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姚小鸥，系聊城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