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博物馆藏“元青花四爱图梅瓶” 资料图片

　　“王羲之爱兰”图 资料图片

　　“周敦颐爱莲”图 资料图片

　　“陶渊明爱菊”图 资料图片

　　“林逋爱梅鹤”图 资料图片

　　武汉博物馆藏“元青花四爱图梅瓶” 资料图片

　　“王羲之爱兰”图 资料图片

　　“周敦颐爱莲”图 资料图片

　　“陶渊明爱菊”图 资料图片

　　“林逋爱梅鹤”图 资料图片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属釉下彩瓷，是在已定型的白瓷素胎上用钴料绘制图案，罩透明釉后，入窑经1300℃高温一次烧制而成的瓷器。青花瓷始于唐代，成熟于元代，极盛于明清，至今仍盛烧不衰。从元代起，它就远销海外，成为外销瓷中的重要产品。现在人们所熟知的“青花”一词，出自明初曾经以通事身份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他在到访二十国后，将所见所闻写成《瀛涯胜览》一书，其中记载“（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青花瓷后来逐渐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样式。

　　元青花瓷的创烧成功是传统制瓷业由素瓷向彩瓷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更因其罕见的题材和精美的工艺成为稀世珍宝。在湖北省博物馆和武汉博物馆均藏有一件这样的艺术珍品。湖北省博物馆所藏梅瓶，2006年出土于湖北省钟祥市郢靖王墓；武汉博物馆所藏梅瓶，系原武汉市文物商店在民间征集所得。元青花瓷出土和传世文物数量极少，带有人物故事图案的更是屈指可数，而元青花四爱图梅瓶罕见地在四个海棠形开光内，绘有被称为“四爱图”的四幅人物故事画，不仅反映了元代景德镇陶瓷工匠炉火纯青的造物技艺，且彰显出中国传统文人雅士的审美旨趣，明显有别于西亚风格青花瓷图案的艺术样式与文化内涵。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以“四爱”典故入画，源自元中后期傅习、孙存吾选编的元诗集《皇元风雅》后集卷四《四爱题咏》，这是一卷收录了当时文坛十九位文人名士吟咏文人叶成甫居所“四爱堂”的诗文总集。虞集为“元诗四大家”之首，又是“儒林四杰”的核心人物，他在专为《四爱题咏》所作的序言中说：“所谓四爱者，陶渊明爱菊，周茂叔爱莲，又附益以林逋仙之梅，黄鲁直之兰者也，并植此物于庭户之间，而尚友四君子。”在《四爱题咏》中，还有“屈原爱兰”之说。或许，因1995年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最早将此开光定名为“王羲之爱兰”，如今梅瓶上的四幅人物故事画便以“王羲之爱兰”“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菊”“林逋爱梅鹤”定名，约定俗成延续下来。

　　在中国传统美学中，自屈原的《离骚》开始，古人常以花草嘉木比附君子之德。作为较早形成的审美象征符号，梅、兰、莲、菊储天地之清气，“世之称是四物，而是四贤也”，其基础正是比德为美。“王羲之爱兰”“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菊”“林逋爱梅鹤”，实为“爱菊隐逸情，爱莲清洁志，爱梅违世俗，爱兰绝世累”。爱的本因，在虞集看来是“夫爱出于仁者也”。君子，便是“仁”的人格化身，代表一种崇德向善的理想人格。梅、兰、莲、菊因其内在的特质，不仅与古代高士的君子人格联结起来，而且与唱和《四爱题咏》的元代文士“悠悠似相契”。对“四爱”的推崇，正是对君子人格的弘扬。

　　 “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自北宋以来，“诗画一律”的艺术观影响深远。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中的“四爱图”，形象地表现出《四爱题咏》的诗文意象，是其美妙的回响。两件梅瓶器体厚重，造型秀美，青花色泽艳丽，装饰图案相似度较高。瓶身肩部的凤穿牡丹纹和下部的仰覆莲纹以及祥云纹，用笔纯熟，婉转有致。器腹的“四爱图”，人物布局一致，细节稍有差异，可见陶瓷画工应该有本可依。

　　追本溯源，事实上“四爱图”中的人物形象很早便已独立进入画史。《宣和画谱》是北宋时期由官方主持编撰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官修文献，其中就记载了御府藏有初唐画家阎立德的《右军点翰图》、阎立本的《王右军真图》，盛唐画家郑虔的《陶潜像》，并评价郑虔“画陶潜风气高逸，前所未见。”这些作品反映了后人对魏晋风流的仰慕与想象。宋代人物画名家迭出，北宋画家李公麟对“陶渊明”题材情有独钟，曾画过《陶靖节醉休图》《归去来兮图》《白莲社图》等作品，在宋代时就已声名远播。自南宋起，马和之、马逵、马远、马麟等画家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以“林逋与梅鹤”为主题的作品，如《和靖观梅图》《放鹤图》《林和靖戴雪观梅图》等为画谱所著录。宋末元初，画家钱选以“林逋与梅鹤”为主题创作的作品据传有近十件之多。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家喻户晓，学者李才栋据地方志、李勇先据《舆地纪胜》考证，南宋时，在濂溪祠以及各地的濂溪书院，绘有周敦颐像供四时奉祀的遗迹不可胜数。进入元代，诗书画大家赵孟頫在简率中求古意，一生创作过多种与陶渊明相关的画作。虞集在《跋子昂所画陶渊明像》中赞许他“知乎渊明者既深且远，而笔力又足以达其精蕴。是以使人见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叹，而不忍忘若此”。元代其他画家描绘这些高士题材的画作也极其丰富多见。以“不求形似”为特点，高逸品格成为画家们追求的目标，与之关联的图式已完成经典化，开始成为更具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随着元代画院制度被取消，一部分文人画家转而进入手工业，或为将作院所属画局、浮梁瓷局设计陶瓷粉本画样，或直接参与窑场绘坯，这些充满诗意的文化图式迅速被元青花陶瓷绘画转化接受。

　　有趣的是，元代景德镇画工们即使有本可依，也并不会完全被画本“格套”所束缚，往往会率性地进行一些别出心裁的改造。对比可见，两件梅瓶上“四爱图”的细微差异大约有十余处。如湖北省博物馆所藏梅瓶的王羲之袒胸露肩，较为符合魏晋名士的放达形象，而武汉博物馆所藏梅瓶的王羲之则衣冠端正，更似中国传统文士的儒雅形象。在陶瓷画工的阐释下，“四爱图”中的人物形神兼备，中锋勾勒出的线条单纯灵动，侧锋随意点染形成的青花韵致，令人感受到中国画“墨分五色”的盎然古意。这种将中国传统绘画语汇意象运用于青花瓷绘坯的特有技艺，正是青花瓷独具中国风格的体现。行家们常言，元青花瓷最为精彩之处，就是它的绘画艺术。

　　 “百年心赏千年意，一种风流四种香。”这是元代诗坛大家揭傒斯对“四爱”的咏赞诗句，如今用来表达欣赏元青花“四爱图”诗情画意时的感受恰如其分。以文饰器，器以载道。元青花“四爱图”所彰显的中华民族对君子人格的深层精神追求，如尚德崇仁、志洁行廉、达观超脱等内涵，不仅在过去为古人所崇尚，在今天，同样为世人所颂扬。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对今天的观者来说，“四爱图”即是完美的媒介，通过观画，人们或许可以体会到此中之真意，这也正是其价值之所在。

　　 （作者：兰凌，系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