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图（题写斋号“青藤”）徐渭

　　春雨江南（题写斋号“师牛堂”）李可染

　　花卉图册·局部（题写斋号“昔耶居士”）金农

　　梅花（题写斋号“晚晴轩”）陆俨少

　　 斋号，是风雅之士为自己的住所、读书处或收藏处冠以的特定名称，常常也成为书斋主人的代称。或标榜志趣，或抒发抱负，或陶冶情操，其意义之于斋主，情出多端，而意有不同。

　　 斋号用词，多从历代典籍及诗词歌赋中择取，也有的出自斋室环境或斋内物品名称等，往往构词精炼，富有情致。于传统文人画家而言，斋号既是一段心灵的独白，也成为解码其生命历程与画作的钥匙。

　　虚实皆妙境

　　文人画家一生当中往往拥有多个斋号，而题命斋号，有些是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可用之“斋”，有些则是其构想出的理想之“我”，正如明代画家文徵明所言：“吾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

　　书斋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在古人房屋中，前为堂，后为室，因而起斋名用“堂”者颇多，如现代画家张大千的“大风堂”、黄永玉的“万荷堂”等。“楼”指两层以上的房屋，用于斋号或始于宋，如明代画家董其昌的“来仲楼”、现代画家何香凝的“双清楼”等。“庐”作房屋意始于先秦，通常指郊野接待宾客的棚舍，亦承载着画家追溯野逸、复归于朴的理想，如元代画家倪瓒的“蜗牛庐”、近代书画家丁辅之的“鹤庐”等。“馆”作寓舍同样意始于先秦，以“馆”作斋号有文徵明的“停云馆”、清代画家王翚的“澂怀馆”等。“居”的古意为居住之意，大约于宋代被用作书房名，如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有“白鹤新居”，展现出一种见素抱朴、宁静空明的境界。“轩”的原意指曲辕有幡的车，后转意为殿堂前檐下的平台，或指有窗槛的长廊或小屋，用于斋号如清代书画家汪士慎的“鱼睨轩”、现代画家唐云的“山雷轩”等。其他类型的斋号还有斋、阁、亭、榭、园、庄、精舍等，各有寓意。

　　文人画家常以书斋周边环境特点取意斋号，寓情于景。近代画家齐白石曾典租莲花砦下的梅公祠，后添盖了一间书室，取名“借山吟馆”。所谓“借山”，意指此山非我所有，借来娱目而已。1904年，齐白石应老师王湘绮之约游历南昌，登高小饮时，老师以“地灵胜江汇，星聚及秋期”起唱，但是齐白石和同门都没有联上。为此，他深感羞愧，回家便把斋号中的“吟”字删掉了。自此，他加倍努力，诗道、艺事愈发精进。

　　如何修齐治平，追求理想？画家常常会在斋号上有所回应。如晚清书画家吴昌硕青年时期在安吉生活，题其读书楼为“朴斋”，取其返璞归真，终身不辱之意。年逾古稀，名其沪上书斋为“去驻随缘室”，以表其随心所欲、悠游不滞的心境。而现代画家潘天寿有“无谓斋”，表达了其看淡个人名利得失的态度。

　　映心抒己情

　　斋号彰显着文人画家的主体意识及自我认同，其中的意涵与情感往往是复杂而多重的，需细细体察。无论是人格修养、人生境遇，还是审美情趣、治学之道，都能从斋号中窥见一二。

　　明代书画家徐渭的一生命运多舛，其别号、斋号多达几十个。他曾于十岁时种下一株青藤，喜爱非常，特名其读书处为“青藤书屋”，后又以“青藤道人”为号，古稀之年在自画《题青藤道士七十小像》中题到：“流光荏苒，两鬓如霜，是藤大若虬松，绿荫如盖。今治此图，寿藤亦寿吾也。”此一株青藤，寄托了徐渭一生的情思。入胡宗宪幕府期间，徐渭曾作《镇海楼记》，得胡公酬金并构建“酬字堂”，后作《酬字堂记》，以表畅意之情，感报胡公的知遇之恩，“酬字堂”也成为他惨淡生涯中难得的亮光。清代书画家金农晚年寓居扬州，以卖画为生，曾有斋号“昔邪之庐”。“昔邪”是一种苔草，“昔邪之庐”为扬州天宁寺别院一处阴暗、潮湿的屋舍，且屋内屋外长有苔草，可见其当时的境况实在欠佳。

　　文人画家审美高雅，富有情趣，常常雅好收藏，也常将自我的情致嗜好反映于斋号之中。如吴昌硕在四十岁后有“癖斯堂”，以表达其金石之癖，六十岁后得友人贻赠古缶，爱如拱璧，特名其庐为“缶”，别号“缶翁”，以彰其爱。得益于深厚的学养，近代画家吴湖帆精于鉴赏，藏金石书画达千余件。其夫人潘静淑的嫁资中有宋拓欧阳询《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三帖，加上吴家旧藏《虞恭公碑》旧拓，集齐欧阳询四大名帖。吴湖帆对此珍爱有加，言其居为“四欧堂”。

　　国人一直葆有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故而文人画家常常将先人故里、前辈事迹铭入斋号，以表承继祖风，不忘桑梓之情。文徵明曾经为明代文人沈天民作《浒溪草堂图卷》，言其“世家浒墅。今虽城居，而不忘桑梓之旧，因自号‘浒溪’”。近现代画家黄宾虹长期寓居沪上，他的“滨虹草堂”乃以家乡歙县潭渡村潭渡桥南之滨虹亭命名。

　　正身明己志

　　斋号也可作为奋发治学与艺无止境的自我鞭策。如现代画家李可染曾以“师牛堂”为斋号，以取“俯首孺子，鞠躬尽瘁”之意，这与现代画家陆俨少曾经使用的名款“甘为虞”异曲同工。为了警醒自己自谦自省，李可染还以“识缺斋”作为斋号来命名旧居，体现了画家不断追求自我进步的精神，此后他特以这两个斋号作成楹联“鞠躬尽瘁师牛堂，闻过则喜识缺斋”。

　　文人画家还常常将古代圣贤之士奉为立身、处世、治学的楷模，铭以斋号，以鞭励自己。如清代书画家郑板桥仰慕徐渭，亲自捉刀刻印“青藤门下牛马走”，钤于画作之上。“牛马走”出自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太史公牛马走”，言己为其掌牛马之仆，自谦之辞也。

　　每当时代发生深刻变革，都会强烈地触及文人的内心世界，从而在其斋号上体现出明显的变化，并具有一定的时代共通性。不同斋号显示出斋主的志向品性是多维度的，以陆俨少为例，“骫骳楼”和“穆如馆”反映出画家在时代背景下所作的思考，即在为人处世上加以自警自勉；“就新居”凸显了他追求创新，以适应新的时代主题风格的自主意识；而“自爱庐”体现出画家在得到社会认可后积极的人生态度。陆俨少晚年常用的斋号“晚晴轩”，则传递出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晚年生活充满信心，艺术生涯焕发新生的心境。

　　传统文人画家在择取斋号时的角度十分多元，还包括追溯祖德、显耀功业、彰显幽默等等，正如其笔下的作品一样，可谓包罗万象、不一而足。

　　对于情感丰富的文人画家而言，斋号成为其内心世界极为凝练的一种表达。当画家斋号的使用出现变化时，也往往代表着其情志或作品风格等方面出现了转变。以斋号作为切入点，拓展对画家人生和艺术的观看视角，在对其作品进行研究和鉴赏时形成一种新的思考线索，将绘画、书法、诗文、斋号、画论等作为有机的整体，常常可以形成互相印证、互相呼应的关系，从而深化对文人画家艺术人生及其作品的认知，于砺学修身的风雅中寻得万千气象。

　　 （作者：任赛，系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专业委员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