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析】

　　作者：张晓玮（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副研究馆员）

　　在世界遗产的“石窟寺”门类中，我国石窟寺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消息，经过70多年努力，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重要石窟寺重大险情基本消除。

　　石窟寺是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重要类型之一，主要指开凿于山崖上的洞窟式寺院遗迹，是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的综合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据统计，我国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共5986处，包括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共保存了484867尊造像、427处壁画、285尊泥塑、1108处彩绘。石窟寺主要分布于河南、山西和甘肃，摩崖造像集中分布于四川、重庆、西藏和山西等地。

　　我国石窟寺的开凿约始于3世纪，兴盛于5至8世纪，最晚的可至16世纪。由于石窟寺在赋存环境、主体构成、建造材料等方面的特殊性，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大于其他门类的文化遗产。历经千余年的岁月洗礼，石窟寺结构失稳、风化残缺、裂隙渗水、微生物等典型“病害”多发，尤其是岩体开裂、坍塌等病害可导致石窟寺毁灭性破坏，对石窟寺的保护与利用提出诸多挑战。

　　我国石窟寺保护经历了一个从新中国成立前看守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抢救性保护，到21世纪以来多学科介入，技术得以快速发展应用的阶段。中国在借鉴西方相对成熟的保护体系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石窟寺独特的地理、历史、传统文化特色，在石窟寺本体修缮加固、监测预警与数字化保存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石窟寺保护理念与方法，有力提升了我国石窟寺的保护利用水平。

　　实现岩体保护加固与文物修复的技术新突破。近年来，敦煌研究院逐步总结形成了壁画彩塑、崖体保护加固、石窟监测预警、文物数字化等成套关键技术体系。这些研究成果已应用于敦煌研究院管辖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庆阳北石窟寺6处石窟寺的日常保护管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等石窟寺也陆续建立保护机构。此前，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项目团队从保护理念、病害机理、勘察技术、加固技术等方面深入回顾梳理了石窟寺岩体保护加固当前研究与实践现状，说明岩体保护加固始终是我国石窟寺保护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内容。近年来，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教授刘汉龙的项目团队致力于新兴的微生物岩土工程研究，将微生物矿化过程应用于岩土工程，以提高土体强度、渗透性。通过大量实验，验证了微生物矿化加固技术对石质文物、土遗址和可移动文物等修复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并且具有兼容性好、强度高、耐候性强、绿色环保等优势。目前，该技术已应用于大足石刻等多处文物的保护，修复效果良好。

　　建立预防性保护监测预警体系。近年来，作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石窟率先引入现代风险管理理论，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可能对莫高窟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实现了主动的预防性保护。在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监测中心，有一整面墙的巨大实时监测屏，依托在窟区范围内投放的600多个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建立阈值管理、防沙系统、预警监测等体系，进行全面而精细的环境与文物监测。这套体系对自然大环境、洞窟微环境、文物本体、崖体、游客承载量等数据的实时采集和交互分析，为预警监测及开展预防性保护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这一模式，已在被称为“中国石窟艺术之乡”的甘肃推广，目前已完成6处石窟群的实时监测联网，下一步还将拓展至中小石窟群，建立甘肃省级监测预警平台，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行技术辐射和推广。

　　科技赋能保护利用，数字化让石窟寺“活”起来。“数字敦煌”项目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规范，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日常数字化采集与后期处理工作，实现了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新媒体传播和文化创意也插上了“数字敦煌”的翅膀，让石窟文物“活”起来。据悉，“数字敦煌”资源库第一期中英文版本已于2016年和2017年先后上线，实现了在保护前提下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石窟寺考古探索建立数字化考古信息采集、存储标准规范，未来，实现互联共享的石窟寺资料信息数据库也向更多的国家和公众诠释着我国对文化和历史的呵护与守望。

　　当前我国重要石窟寺重大险情基本消除，其实践工程的研究性、示范性作用，将为提升中小石窟寺抵御自然与人为风险的能力提供借鉴。石窟寺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杰作，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载体和历史见证。我国倡导国际合作与交流、多学科交叉融合，探索形成“价值阐释—监测预警—环境控制—灾害治理—保护修复”于一体的中国石窟寺综合保护理念，将进一步提升石窟寺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利用水平，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09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