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若羌县楼兰古城出土的东汉时期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中的寿字纹资料图片

　　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出土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田园葡萄罐上的葡萄纹资料图片

　　新疆温宿县出土的西汉时期四鸟纹铜带扣上的万字纹图形造型资料图片

　　青铜时代晚期，新疆阿勒泰骆驼峰岩刻画羊鹳鱼图中的羊纹资料图片

　　新疆哈密五堡出土的青铜时代中晚期羊形木梳 资料图片

　　 纹样，是装饰类花纹的总称。比文字更早诞生的纹样，一直是文化艺术创造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个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直观的形象写照。

　　 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纹样表达体系，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至今仍在礼制、仪式、审美和情感交流等方面彰显着独特价值。闻名于世的彩陶文化、青铜工艺、玉器、漆器、金银器、瓷器、印染、织绣工艺等的纹样中所蕴含的意义内涵和审美价值，焕发着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

　　 新疆作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重要枢纽，千百年来，联通中外，中西方文化在此交融。通过新疆，不仅能看到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而且能领略这条路上传播的多彩纹样。在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上，醒目地出现过中国各民族文化记忆中共有的经典纹样，如八角星纹、葡萄纹、卷草纹、羊纹（含羊角纹）、万字纹、寿字纹、涡卷纹、忍冬纹、太阳纹、蝴蝶纹、火焰纹、龙凤纹、云纹、莲花纹、回字纹、牡丹纹等。这些纹样历史源远流长，意义穿越古今，集中地出现在大量出土文物、物质器皿、纺织品和手工艺品中；而反复出现的八角星纹、葡萄纹、羊纹、万字纹和寿字纹，因为其久远的历史，表达的福寿绵延的吉祥寓意，更在民间家喻户晓。

　　四时八方的八角星纹

　　八角星纹，顾名思义，是指八个相同的角两两组合，形成指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几何纹样造型，具有明确的方位性，这种纹样在世界各地的装饰艺术中普遍存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发行的5角钱人民币纸币的背面就有八角星纹。八角星纹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晚期文化中均普遍存在，如洪江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半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小河沿文化等20余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器、陶器和玉器等文物中均有八角星纹。

　　据考，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八角星纹出土于湖南洪江高庙文化遗址，距今约8000年。八角星纹模仿太阳的光芒，其象征含义，通常指光芒四射的太阳和星辰，体现了对太阳的崇拜。据《山海经》载，中国的太阳崇拜可能起源于山东东部沿海的日照一带，随着人口的迁移和文化交流，中国的日神信仰对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太阳崇拜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时期，南方许多民族中流行一种铜鼓，鼓的中心位置铸有八根芒的太阳纹，因此又被称为八芒太阳纹，有研究认为这种纹样也是八角星纹的变体。崧泽文化陶器装饰图中的八角星纹，由于八个角像八个尖瓣的花，被人认为是八瓣花的最早起源之一。也有人认为，这种造型与柿蒂纹有关，与后来象征天穹中心的华盖纹颇有渊源。商周至秦汉时期，八角星纹较为常见。商周青铜器上便有许多弯角状、形似花瓣的八角星纹，此外，洛阳出土的战国错金银铜鼎，它上面的四瓣团花被认为是由一个八角星纹和四个火纹组合而成。秦始皇陵出土的百俑，其所穿的服饰中也饰有八角星纹。有人认为，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毛罽上的四瓣花纹样以及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唐代锦联珠对马纹锦上的八瓣梅纹样，可能都是八角星纹的变体。

　　八角星纹的象征含义代表四时八方、生命绵延。根据《洛书》九宫格的“交九”解读八角星纹，便会发现，八角是八卦的图像表达形式，方位上代表四面八方，时间上代表春夏秋冬，与四维八方、四时八节的观念相关联，是原始日晷的表征，对此说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八角星纹玉版，可与古谶纬书中的《河图玉版》对观。因此，也有人认为八角星纹的意义是《易经》八卦哲学思想的起源之一。

　　纵览陆上丝路的文化遗产，历代至今，八角星纹作为一种装饰性元素，在新疆各民族纺织刺绣、器物、建筑和艺术品中普遍存在，并受到多种文明的浸润，其突出表现的循环往复的线条和对称性，在视觉上呈现出强烈的秩序感和美感。这既反映出新疆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整个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其作为中华文明的西大门，承担着东西方文明交汇交融的文化使命。

　　八角星纹的构图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延续早期的组合形式，多与凤鸟纹、纽结纹、兽面纹（羊角纹、羊角形云纹）等，共同构成具有叙事性的复合图式，表达一定的时空历法观；二是以篦点连缀的单线八角星纹出现，或是在以篦点戳印而成的圆底上，以留白形式表现凸起的八角星纹和其他符号化纹样的复合图式出现，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和仪式感；三是以很多变体形式存在的八角星纹，较为突出的是以S纹、四瓣八瓣花纹的变体形式构图的八角星纹。

　　富贵多福的葡萄纹

　　葡萄在古代被称为蒲桃，因其果实累累的外形，象征着富贵长寿和多子多福。新疆鄯善县洋海二号墓地一座墓的墓口上，盖有一根长达一米多的葡萄藤，据考系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葡萄藤标本，这一发现将吐鲁番葡萄的种植历史推到了近3000年前。迄今为止，最早的葡萄纹样出现在新疆和静县出土的、据考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葡萄纹彩罐上。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白地葡萄纹绣带，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绣着葡萄纹的绣片。

　　至迟在西汉年间，葡萄便由张骞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上林苑甚至专门栽种了葡萄，葡萄纹样在当时亦有记载。此时的葡萄纹多在纺织品中出现，如鸟兽葡萄纹汉绮、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的西汉时期的毛织品上的葡萄纹等；又如新疆民丰县出土的据考为东汉时期的人兽葡萄纹彩罽，开创了葡萄纹与人、瑞兽组合的独特构图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纹多在石窟石刻艺术、纺织绣品、铜杯中存在，如云冈石窟中有忍冬与葡萄组合的边饰纹样、龙门石窟古阳洞北海王元详造像龛中的葡萄纹样、山西大同出土的铜鎏金童子葡萄纹高足杯中的葡萄纹最为典型。再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红绢刺绣共命鸟纹残片和浅黄绢刺绣葡萄瑞兽纹残片、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东晋墓出土的庄园生活图、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第28窟右侧壁上所绘供养人手中托盘里的葡萄等，更强调葡萄实际的形态和种植过程。

　　唐代是葡萄纹样最为流行的朝代，不少诗词中都有对葡萄的记述，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此时的葡萄纹已被广泛应用于石窟石刻艺术外的其他工艺美术领域，多出现在丝织品、壁画、铜镜、香囊等物品上，如藏于日本正仓院的葡萄唐草纹绫、陕西出土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等。唐代也是葡萄纹装饰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莫高窟第387窟初唐藻井、莫高窟第329窟初唐藻井、莫高窟第209窟唐代藻井、莫高窟第328窟初唐彩塑阿难服饰中均有所见；此外，葡萄纹作为对唐镜的一种装饰元素，以其别具一格的构图组合形式而闻名于世：有时与石榴纹并用，寓意多子多寿；常以缠枝葡萄纹的形式出现，象征富贵绵延；此时亦形成瑞兽葡萄纹、宝花（莲花、牡丹花、西番莲）葡萄纹等经典纹样，如新疆塔城额敏县征集的瑞兽葡萄纹铜镜等便是其中经典。

　　明清时期，葡萄纹的使用更加广泛，多在瓷器、漆器、纺织物、饰品、绘画、建筑装饰等领域中运用，更具有世俗生活的气息。明代的葡萄纹形象更加写实、线条清晰，多与缠枝、折枝组合，如四川平武王文渊夫人墓出土的缠枝葡萄金钗等。由于民窑瓷器中葡萄纹的大量出现，其寓意也从寄寓吉祥扩展到对正人君子品德的比喻上。清代的葡萄纹在明代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装饰性和艺术性，多与瑞花瑞果、花篮结合。

　　纵览陆上丝路的文化遗产，历代至今，葡萄纹作为最早的装饰纹样之一，在新疆各民族民间织物、绣品、服饰、地毯、器物、建筑装饰中均普遍存在，往往与其他花果纹相结合，美观大方，绚烂多彩，寓意丰收富饶、多子多福多寿。

　　葡萄纹的构图形式也大致可被归纳为三种：一是可单独或者二方连续作为边饰存在；二是与瑞兽如四神十二生肖、灵鸟或人物等结合出现，寓意辟邪吉祥；三是与忍冬、卷草、缠枝、折枝、藤蔓及其他瑞草瑞果结合出现，喻示五谷丰登、子孙绵长、家族兴旺。

　　吉祥福瑞的羊纹

　　 羊纹，亦作吉羊纹，系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之一，寓吉祥之意。羊角纹、羊角形云纹都是羊纹的变体。

　　国内发现最早的羊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时的岩画和陶器上出现了羊和羊角的形象，如半坡文化中的羊角柱形纹饰、达茂岩画中刻画的岩羊和北山羊、马家窑文化中的羊角纹双耳尊等。新疆阿勒泰骆驼峰岩刻画中的羊鹳鱼图是青铜时代羊纹的代表，该岩刻画上羊与鱼、鹳的构图组合形式与汉代的大吉羊鱼鹤铜洗间有着奇妙的关联。这一时期还有新疆哈密五堡古墓出土的羊形木梳。

　　 铁器时期，羊纹出现在陶器和木桶之中，如新疆吐鲁番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的羊头柄陶豆、狼与羊双耳木桶等均是典型。

　　商朝时期，羊纹集中出现在青铜器中，如商代的四羊青铜方尊、后母戊青铜方鼎、“皿而全”铜方罍等。这一时期的羊纹多与夔龙、兽面等纹样结合构图，用于祭祀；周代，羊纹也出现在木器中，如新疆且末县出土的东周时期的狼羊纹木盒，其构图与战国晚期匈奴贵族服饰礼仪所用胡冠上的狼羊纹有相似之处。

　　春秋战国时期，羊纹多出现在陶罐、铜牌、铜杖、铜盘之中，有家居装饰之用，如新疆于田县出土的狼食羊铜权杖头、新疆沙湾县出土的五羊纹彩陶、新疆伊吾县出土的铜大角羊、新疆新源县出土的人羊纹高足圆铜盘、新疆乌鲁木齐出土的双羊纹铜牌等。其中，双羊纹铜牌中首次出现的对称构图形式与“重羊（阳）”题材，对后世汉唐流行的对羊纹锦、陵阳公样（一种唐代流行的装饰纹样）乃至明代流行的以羊纹作衣服补子，庆祝重阳节的意义之间不无关联。

　　汉代是羊纹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说文解字》曰：“羊，祥也。”羊被视为代表吉祥的瑞兽。羊纹在汉代的铜器、织锦、金银器、纺织品中广泛出现，多见“大吉羊”的吉语刻铸在铜器上，并在墓葬中作为象征财富和吉祥的随葬品。如大吉羊鱼鹤铜洗、羊尊铜灯、羱羊纹银马珂，河北定州中山王刘畅墓出土的掐丝镶嵌金羊群、新疆若羌县出土的永昌锦和羊纹锦、新疆营盘古墓出土的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等。此外，这时的羊纹还用来装饰铜印，如新疆新和县出土的汉代汉归义羌长青铜印，其印纽便是一只卧着的绵羊。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佛教的影响，此时的羊纹从写实转向表现主义的风格，一些羊纹中会夸大羊角的比例，如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绿地对鸟对羊灯树纹锦等。羊形尊器物也是此时的典型，如新疆塔什库尔干出土的羊形花叶纹陶壶、辽宁的釉陶羊尊等均是代表器物，陶器之外，还出现了羊形瓷器，如越窑青瓷羊烛台。

　　唐代时期，不少画家以羊为题材进行文人书画创作，如刁光胤的《枯树五羊图》，颇负盛名。此时的羊纹装饰艺术蔚为壮观，它不仅出现在古人日常起居用的器物上，如珍珠地卧羊瓷枕、青瓷褐绿彩羊形烛台等；还会出现在服饰、绘画中，常与植物等其他纹样结合，并形成了团窠、联珠与对羊的经典构图组合形式，寓意祥瑞无双，如新疆出土的团窠联珠对羊纹锦最为典型。

　　宋代时期，羊纹更多流行于织锦与文人书画中，通过对称和重复表现和谐。此外，因宋代文人地位的提高，羊纹的象征含义也被拓展用于代表文人温顺仁善的品德，如新疆若羌县出土的灵鹫对羊纹锦袍、南宋陈居中的《四羊图》等，极其写意。元代时期，羊更多地与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相关联，对它的表达趋于写实，比如灰陶卧羊、赵孟頫的《二羊图》等。

　　明清时期，羊纹的象征意义进一步丰富，它被广泛运用于瓷器、织物、书画、家具之中，其构图组合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如与“福”“寿”等文字纹样结合，或与龙、凤等其他瑞兽纹样组合，形成寓意丰富的吉祥图案。此外，清代受到西洋文化影响，这一时期的瓷器在工艺上已开始借鉴珐琅彩，如掐丝珐琅双羊尊。

　　羊纹在新疆织物中的历史悠久，除了团窠、联珠对羊对人的经典构图外，在新疆各民族的织物中，羊纹通常以羊角纹、羊角形云纹的形式出现，通过对称和重复的构图体现和谐的秩序美。羊纹在新疆各民族织物中的寓意丰富，不仅寓意吉祥如意，象征温顺善良，还与游牧生产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代表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生态的尊重。织物装饰以外，羊纹还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地毯、陶瓷、剪纸中，成为新疆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内容。

　　羊纹的构图形式多样，它们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与其他动物纹、植物纹、球路纹、联珠纹等结合出现，起到丰富多义的装饰效果：一是与花卉、云纹等其他纹样结合，寓意繁荣富饶；二是或多羊重复组合，或与鸟、兽、人等纹样组合出现，喻示吉祥丰饶；三是与“福”“寿”等文字纹组合出现，寓意福禄寿喜；四是取其部分（如羊角），或化为羊角形云纹，单独、二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呈现，与其他纹样组合呈现，寓意欣欣向荣。

　　四季绵延的万字纹

　　万字纹即“卍”字形纹饰，逆时针旋转，是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之一。《辞海》载：“卍（音万）是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此标志在古印度、波斯、希腊等世界各国古代文化中都出现过，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后被引申为坚固、永恒、辟邪趋吉以及吉祥如意的象征，是表示永恒的吉祥符号。

　　万字纹在我国远古的文化遗迹中出现得极其频繁，多装饰于壶、罐和陶纺轮上，并且分布广泛。在甘肃的马家窑文化、青海的柳湾文化、湖南的彭头山文化和高庙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等遗迹中都可见到类似纹样。其中，河姆渡文化出土的一个以鸟喙为象征的四鸟呈万字形中心的陶盘，距今约5000多年，这种四鸟逐日的万字构图形式，与新疆温宿县出土的西汉时期的四鸟纹铜扣有相似之处。据考，此图纹意在表现心宿（二十八星宿之一，用鸟纹象征）与天文历法间的关系，用万字纹表示心宿绕天体（王先胜在《中国馆远古纹饰》一书中表述为“绕极星”生阴阳）的旋转，由此产生四季。此外，青海柳湾文化中陶器上的万字纹更有多达28种变体。陆上丝路千年沿袭，颇为有趣的是，今天的新疆各民族民间服饰、民间手工艺品中也有大量万字纹变体。许多专家认为万字纹或起源于四分圆式太极图，如马家窑文化中的万字纹；或起源于北斗四季星图，如大溪文化中的彩陶。总之，万字纹的产生和寓意均与天文、星象、阴阳相关。学界习称的商周青铜器火龙纹则是将太极图、火纹乃至万字纹结合在一起的图样，如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中期的青铜温鼎。

　　秦汉时期，陶器上的万字纹比较少见，在新疆沙雅出土的汉魏时代的人工蚀花石珠上发现有万字纹。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万字纹多被用于石窟造像之中，如龙门石窟第234龛造像胸前的万字纹、莫高窟第288窟南壁人字坡下说法图主尊胸前的万字纹等。

　　及至隋唐，武则天明确“卍”读“万”音，取“吉祥万德之所集”之意，此时的万字纹作为日常器物、纺织品的装饰素材而流行，如著名的唐代万字铜镜、唐代万字花卉纹金方盘、云涧瑞锦纹（即天华锦、宋元的八达晕锦）等均饰有万字纹。

　　宋元以后，寻常百姓服饰家居用品中常见万字纹，如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的菱格万字纹绢、龟背梅花万字纹绫等颇为典型。明清时期，万字纹多被用于建筑、家具、玉器、刺绣纺织品中，不少椽头、房檐绘有万字纹，象征万福万寿，此装饰形式在藏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建筑中也十分流行。此时的万字纹多与福寿、如意等纹样组合，寓意万寿无疆，如清代的银錾刻万寿纹碗、清代万字纹如意白瓷粉盒等。

　　概览陆上丝路的文化遗产，万字纹作为最早的装饰纹样之一，在新疆各民族民间织物、绣品、服饰、地毯、器物、庭院装潢、建筑装饰中均普遍存在，它的构图组合形式也可被归纳为三种：一是万字纹单独向四端纵横引申，互相连接出现，寓长久不断之意（这种构图组合被称作“万字锦”“长脚万字”）；二是万字纹与流水纹、太阳纹、云纹（含羊角形云纹）、花鸟纹、方胜纹、龟背纹、寿字纹、菱格纹等纹样组合呈现，寓意万事胜意、福寿绵延；三是与梅花、卷草、西番莲、万年青、灵芝、大象、鹿等瑞兽仙草组合出现，寓意万事如意、万象更新。

　　长寿无极的寿字纹

　　寿字纹，即以寿字的视觉形象进行艺术化、符号化、图案化处理后的纹样，是文字纹的一种。寿字装饰的流行，反映出人们对生命永恒的渴望，寓意长寿安康。寿字纹在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具有漫长的历史演变和丰富的象征意义。从最早的象形文字演变为固定的汉字形态，寿字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长寿、幸福、吉祥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它也是变化最多的汉字之一，在《中国万寿图谱中》，单一个寿字，就有13822种不同写法。

　　寿字纹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最初，“寿”字借用了甲骨文中的“畴”字，一字两意。“畴”代指田垄，有长久生长的含义。商周时期，寿字纹多见于青铜器与玉器中，成为这些器物中的装饰元素，如西周时期铜器敔簋上就刻有寿字的铭文。

　　秦汉魏晋时期，寿字纹多在纺织品面料中出现，如新疆楼兰遗址出土的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新疆楼兰遗址出土的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新疆尼雅出土的安乐如意长寿无极锦枕等；此时也在瓦当中出现有“延年益寿”“延寿长久”等吉语文字。

　　唐宋时期，寿字纹造型逐渐多样化，不再仅限于简单的寿字形状，还出现了各种寿字融合的纹样，如“万寿无疆”“福寿家安”等。有代表性的如宋代的“福寿家安”铭文铜镜。

　　元代一度禁止民间使用万寿字和福寿字，但发现于尼罗河上游、被收藏于国外的元代的锦缎中仍出现了寿字云纹，证明其在民间的流行。

　　明清时期，寿字纹的应用达到了高峰，不仅出现在纺织品、瓷器、玉器、漆器等传统手工艺品上，还被广泛应用于家具、文房四宝等领域，如明代的寿字灵芝团龙妆花纱、明嘉靖的青花缠枝捧寿字纹罐、明代的青花开光寿星图八棱大罐、清代新疆的和田玉寿字八宝纹盒、清道光的红彩寿字纹花口盘、清代的银镀金寿字火碗、清康熙的紫檀云龙寿字纹大围屏等。

　　寿字纹常与龙、凤、蝙蝠、菊花、龟背、四灵、八吉纹、联珠和万字等吉祥纹样相结合，其构图和造型也更加多样化，如团寿纹、长寿纹、花寿纹、五蝠捧寿纹、百寿图等，这些构图也成为后世有关寿字纹的经典组合形式。

　　概览陆上丝路的文化遗产，寿字纹在新疆各民族民间织物、绣品、服饰、地毯、器物、书画艺术、庭院装潢、建筑装饰中均普遍存在，通常与其他吉祥纹样相组合，如与牡丹纹、莲花纹、葡萄纹、石榴纹等植物纹样搭配。寿字纹的组合形式也可被概括为两类。一是在遵循汉字结构的基础上对寿字进行笔画增减，形成不同的寿字纹，如有的可以重复百个寿字，被称作百寿纹；有的变成横平竖直的方寿纹；有的将寿字外围变成圆形，被称作团寿纹；有的将寿字挑高，四个角向外扬起，酷似羊角，被称作长寿纹。二是可与其他任意纹样组合出现，如与寿星、麻姑等人物纹样组合出现，或与蝙蝠、鱼、羊角、桃、葡萄、石榴、仙鹤等动植物纹样组合出现，或与万字、方胜、灯笼等纹样组合出现，均寓意生命绵长、万寿无疆、春秋不老。

　　总之，从古至今，陆上丝绸之路上织锦富丽、纹样丰富、文化荟萃、商贸繁荣，文化遗产蔚为大观。新疆是今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当下，立足中华文明视野，运用数字AI技术，结合历代至今出现的代表性纹样，传承并丰富纹样的历史文化意义表达体系，无疑将对新时代陆上丝绸之路的人文交流大有助益。

　　 （作者：王敏，系新疆大学新疆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著有《文化符号：新疆非遗刺绣衍生品》《巴扎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