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石鼓文对联“鲤鱼出水荐鲜硕，天鹿鸣囿乐康平” 吴昌硕

　　集汉隶春联“千里潮平两岸阔，万山花满九州春” 方泽亚

　　集《张猛龙碑》春联“和气四时，畅怀年大有；清辉万宇，极目世同春” 方泽亚

　　集王铎行书春联“饶韵和声鸣盛世，无边春色满神州” 方泽亚

　　春节临近，集字春联在网络上渐成风尚，可谓异彩纷呈，春色满目。然而，春联对语言艺术、书法艺术两方面都有很高要求，想要把集字春联做得妥帖而精彩殊非易事。

　　五代后蜀国君孟昶曾于某年除夕亲自在寝门桃符板上题词：“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一般认为这是最早的春联。南北朝骈体文达到鼎盛，南朝永明体发展到唐代近体诗，格律越来越成熟、定型，为对联完善创造了条件。但是，对联的规范成熟，春联的普遍流行，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清代康熙年间文人陈尚古所著《簪云楼杂说》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帝微行时出观。”大概这是春联得以在民间普遍流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明清以来，春联日益成为新春佳节必不可少的“吉祥物”。正如俗语所说：“有钱没钱，贴对子过年。”

　　对联的基本规则是：上下联字数相等，句子结构相同，对应的词性相同，对应音步的平仄属性相反；文从字顺，符合基本语法；上下句各自独立，而情事相类、文义完整，彼此配合，两相呼应，有对称与平衡、统一与变化之美。除了对联的基本特点之外，春联又有切时、切题的特殊需要。春联的核心主题是“春”，必须让人感到有盎然春意扑面盈怀。描写新年、开春的新气象以及表达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憧憬是春联的重要主题，核心内容离不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福禄寿喜、富贵吉祥。

　　古代民间春联只求字迹清楚、便于识读，基本采用行书、楷书、隶书，按照基本的书体规范书写即可。也有文人仕家对春联书法有更高要求，书法境界必须与文采匹配，应该行笔雄健、笔酣墨畅、风格典雅、雍容华美。集字春联的出现正与这些需求有关。

　　 “集字”最早就是一种书法术语，主要指利用前人书法字迹而萃次集成书法作品，显示出对于书法经典的重视。历史上有两次集字行为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意义。据传南朝梁武帝萧衍收藏了一些王羲之法帖，从中挑选了一千个尤其出色的字，令殷铁石钩摹出来。但是，这一千个字杂乱无序。梁武帝要求周兴嗣将其缀连成一篇文章。周兴嗣竭尽心智，编成了四字一句的《千字文》，文意通畅，朗朗上口。另一则有名的集字发生在唐代贞观末年，唐太宗为玄奘译经写“序”，太子李治为此写“记”。京都长安寺庙公推僧人怀仁以王羲之行书集字。怀仁深谙书道，他借来内府所藏王羲之字迹，一一择字摹写，历时二十五年，方才缀成碑文，汇总勒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集王圣教序》。前者是“集字成文”，后者是“据文集字”，都凸显了对于书法的注重。

　　从名碑名帖等书法经典中选字集成对联，就是集字联。从本质上来说，碑帖首先是文字文本，其次才是书法文本。但是，经典碑帖往往是书法性高于文学性，集字成联所包含的书法动机是不容忽略的。集字联在清代中叶已经非常流行。张伯驹说：“清代书法，嘉、道后分碑、帖两派。而集碑、帖字为联者，亦盛行一时。”（《素月楼联语》）但凡有点名气的碑帖，都被用于集联。《兰亭序》尤其受到青睐。嘉道年间梁章钜说：“王右军《兰亭序》字，执笔者无不奉为矩型，近人有集字为楹联者，亦自巧思绮合。”（《楹联丛话》）甲骨文、金文、汉隶、魏碑、唐楷以及行书、草书的知名碑帖都成为集字成联的依据。丁辅之、吴熙载、何绍基、赵之谦、吴大澂、吴昌硕、罗振玉等等很多书法家都是集字联的高手。

　　以碑帖作为集联素材，既可以兼用其文字、书法两方面的文本属性，也可以忽略书法而仅仅利用其文字载体属性。但原则上说，“集字”要摹用所集碑帖的原字，否则就失去其本义。民国初年，秦文锦在上海创立艺苑真赏社。此社首先用拓本剪贴的方法呈现对联的形制，再借助珂罗版等现代技术，以传统的宣纸线装形式印行了《碑联集拓》等一批书法集联的书籍，迥然不同于此前的“集字”出版物，令人耳目一新。正如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所说，优秀的书法作品都具有“随字变转”的特点。也就是说，书法经典中每个字的笔势、字形服从上下字组合关系的要求，不能独立论其优劣。比如《兰亭序》有二十一个“之”字，各具情态，被人津津乐道，其关键不是差异，而是每个“之”字都符合所处位置的特定需要。各个字处在原作的系统关系中时非常妥帖，单独抠出拼合成一行却未必协调。集字联在选字、排布、调整方面很需要花费一番心思。

　　吴昌硕有一副《石鼓文》集联：“鲤鱼出水荐鲜硕，天鹿鸣囿乐康平。”此联描写了太平安乐、生意盎然的景象，其内容完全可以当春联使用，吴昌硕多次书写此联，其中也有以红色洒金宣纸书写的。但是，常人一般不会将古文字用于春联。明清文人的集字对联蔚为大观，遗憾的是，集字春联却极为少见。这可能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春联具有通俗、直白、夸张、浓烈、张扬、功利、烟火气重等民俗特征，而文人审美则追求理性、淡雅、内蕴、含蓄，对春联的参与热情不高；二是民俗产品具有“集体创作”的色彩，不断被借鉴、改造，很难形成文人著作权标记；三是“总把新桃换旧符”，对联受时效限制，户外风雨侵蚀导致存留时间很短，室内春联的传播效应又很有限，影响力不够持久，不能满足文人要名就誉的需求；四是简单直接地一挥而就比较省事，犯不着大费周章地去集字；五是碑帖的词汇、用语难以满足春联的特定风格要求。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集字春联迎来了新的机遇——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审美追求空前提高，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形成热潮，张贴春联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人们对春联的内容和书法的品位也更加讲究。书法产品的丰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也为集字春联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集字”的制作路径更加显著地由上文提及的“周兴嗣模式”向“怀仁模式”转化。

　　世易时移，春联必须与时俱进。应该把流传至今、具有经典意义的传统春联筛选出来，加以利用。比如，“花好月圆人寿，时和岁乐年丰”“瑞日祥云弥宇宙，春风和气满乾坤”“家祥世衍无疆庆，国泰天开不老春”“北斗初回，天上五云呈瑞；东风乍暖，人间万物争春”。还可以把《楹联丛话》等等相关著述里面的吉祥联语根据春联的特定要求加以编辑修改。比如，“千里潮平两岸阔，万山花满九州春”“国泰民安千岁福，光风嘉月四时春”“千祥开岁通佳气，百福肇春有胜缘”“饶韵和声鸣盛世，无边春色满神州”“玉树瑶林照春色，物华天宝呈瑞光”“千欢万悦，贵寿无极；五福四祥，融昌大来”“和气四时，畅怀年大有；清辉万宇，极目世同春”。再就是根据需要重新创作辞藻、含义、风格都富有时代气息的春联。在春联书法方面，当代人对米芾、王铎等人行书的那种饱满、飞扬的风格非常青睐，对汉隶、魏碑、唐楷以及赵孟頫行楷的经典作品也颇为喜爱。张怀瓘说：“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书议》）这在集字春联上似乎体现得更充分。碑帖名品的字数有限，过去集字范围受到很大局限。现代计算机技术算力强大，能够根据几十个字衍生出风格统一的完整字库。社会大众几乎可以据此从心所欲地制作出书法风味浓郁的“集字春联”。如果在组合时进行必要的剪裁、调整，依样书写时重视行气、笔意，则一定能写出词翰并妙、生机勃勃的集字春联。

　　文字内容喜庆、吉祥，具有繁荣、热烈的氛围感，书法风格与经典碑帖一脉相承，如千江映月，相即相融，集字春联以此传达出普天同庆、岁月静好的喜悦心情，必将获得更广泛的热议和追捧。

　　 （作者：何学森，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