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龙门遗址上层明代周王府建筑

　　景龙门遗址出土的滴当火珠

　　景龙门遗址出土的琉璃瓦当

　　景龙门遗址出土的北宋高圈足白釉瓷碗

　　景龙门复原想象图

　　 【考古中国】

　　 宣和三年腊月十五（公元1122年1月24日），宋徽宗赵佶按照惯例登上旧城的景龙门，预赏元夕放灯。街市灯火繁盛，游人如织，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此时的宋徽宗一定想不到，短短五年后，他的人生和北宋王朝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兵的铁骑踏破了北宋的城池，宋徽宗匆匆禅位于太子赵桓，东京城保卫战打响。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靖康要录》载，就连景龙门西延福宫内的花草树木，也被“伐竹为军器，其花木皆折而为薪”。国破之后，景龙门下燃灯如昼的热闹，和北宋东京的繁华一起，成为文人墨客的一缕旧梦。正如南渡宋人晁说之在《次韵张姑丈感旧》所云：“景龙门外千钟酒，葆箓宫前万国人。”

　　 景龙门作为北宋东京城旧城北墙上的中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礼制地位，无意间成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极大繁荣和王朝末期统治者不思进取，内忧外患最终导致统治覆灭的见证。

　　 2023年—202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景龙门遗址，并对其进行了全面发掘，清理发现唐至明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城门、城墙、建筑、道路、水井、农田等遗存70余处，出土遗物2100余件。其中景龙门、旧城北墙、延福宫东墙等遗存的发现，为实证北宋后期宫城的扩建和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由一座门见一座城

　　崇宁年间，宋徽宗诏回当时在外做官的李诫，主持重修了一系列皇家建筑。当时，李诫已经在宋哲宗、宋徽宗的支持下，集多年建筑工作的经验，修编完善了自己的建筑学专著《营造法式》三十四卷，并被官方作为建筑设计与施工的规范。因此这次重修，可以说是《营造法式》规范的一次官方“打样”。其中，景龙门（旧城北墙中门）就是李诫主持重修的建筑之一。

　　根据此次发掘出的城门遗址可知，景龙门为一门三道式结构。城门面阔约60米，门道进深约19.3米。两侧墩台有明显收分迹象，墩台包砖露龈砌造（露龈砌造，建筑学名词。古代高台建筑，外面包砖砌造，逐层收分，安全美观），宽约0.6米。三门道宽度相同，均为5.6米左右，两隔墙宽度亦相等，均为4.7米。城门两墩台北侧各有东西朝向的建筑基址1座，其中西侧建筑保存稍好，残存有夯土、包砖、磉礅、散水等，根据磉礅间距可知建筑进深为1间，约3.8米。两建筑位于城门外侧，相对而立，且与城门年代相同，推测为城门附属门房建筑。

　　对比《营造法式》记载，景龙门城门形制、包砖、夯土等工艺与其中筑城、壕寨、砖作等制度相符，是北宋晚期官式建筑的重要实证，可视为北宋晚期官式建筑的典范。

　　北宋东京城旧城是东京城三重城垣中间的一道，因沿用唐汴州城，所以称旧（京）城，又称里城、阙城。旧城周回约二十里，四壁共有城门十座，其中北墙城门三座。景龙门为旧城北墙中门，旧名酸枣门，始建于隋唐时期，五代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改名为兴和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始称景龙门。景龙门北望外城通天门，南与旧城南墙保康门相对。

　　旧城内宫城外，是北宋时期中央和地方衙署、寺院宫观及商业场所的集中之地，也是京师最繁华的区域。因外城成为拱卫北宋都城的首要军事防线，旧城的防御功能逐渐弱化，仅仅起到一个功能区域划分的作用。因此在宋末徽宗以前，鲜有见到景龙门相关的官方记载。但关于景龙门周边区域达官显贵住宅的记载却有不少，如宋徽宗即位前的潜邸龙德宫、太宗六子赵元偓宫邸，太祖六女昭庆公主的驸马府，政和年间宋徽宗安排哲宗诸皇子的府邸、宰相王钦若的府邸等均在景龙门外。由此可知，景龙门外区域因靠近大内后方，多有王公贵族居所。

　　此次考古发掘还发现，旧城北墙略呈西北—东南走向，城墙东段被北宋晚期景龙门所打破。已揭露区域最宽约16.8米，夯土堆积残高约3.3米。城内道路位于旧城北墙内侧，与城墙走向大致平行。此段城墙和道路均被后期的景龙门遗址和延福宫东墙遗址叠压，可见北宋末年，对旧城北墙有了新的规划和利用。

　　从一座门窥一代王朝

　　北宋末年，宋徽宗为了扩大内廷面积，增加玩乐场所，从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开始，由宰相蔡京主持，开始大兴土木，修造苑囿宫观。因大内并不在旧城正中，而是位于旧城偏西北位置，又因旧城墙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因此这些宫苑不仅紧贴旧城北墙，甚至越过了城墙，向外延伸。新修造的宫苑多分布于景龙门内外道路两侧，景龙门为出入禁苑的重要通道。

　　不难想象，站在景龙门上举目四望，西有“幽胜宛若天成，不类尘境”的延福宫；北有“叠石为固，引舟相通”“夹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对峙焉”的景龙江，“山水美秀，林麓畅茂，楼观参差”的撷芳苑、龙德宫；东有“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的皇家园林艮岳。宋徽宗还可以由景龙门上所修复道直通皇家道观上清宝箓宫，以便斋醮之事，实现自己的修道理想。

　　由此，重修的景龙门，外俯景龙江、撷芳苑、龙德宫，内连延福宫、上清宝箓宫、艮岳等宫廷禁苑，成了北宋末年重要的礼制建筑和交通节点。

　　除了皇家宫苑的不断扩张与兴建，有宋以来，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各种手工业不断涌现。到了北宋中后期，东京城形成了遍布全城的商业网。市民按照生产、经营和生活所需形成了开放街市，有广罗海内外奇货的商业街、丰俭由人的各色酒楼食肆、通宵达旦的夜市、百戏聚集的瓦子等。街市代替了封闭管理的市坊，也促进了城市消费文化意识的兴起和市民阶级娱乐活动的繁盛。

　　在这种社会现状下，北宋皇家也分外注重和市民阶层的关系，每年多在皇家庆典、传统节日举办开放性活动，允许市民现场参与，以彰显自身与民同乐、亲子爱民的统治美德和国势强盛、人民安乐的统治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上元节观灯。其时御街张灯结彩，车水马龙，各式灯山让人目不暇接，歌舞百戏令人啧啧称奇。

　　政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116年1月24日），诏“景龙门预为元夕之具”，其后这一习惯保留下来。景龙门至东华门一带，一般从腊月十五开始（一说冬至后开始），张灯至上元名曰“预赏（先赏）”，纵都人夜游，至上元节乃罢，类似如今春晚的彩排活动。虽是彩排，也非常隆重精彩且为时人所喜。宋徽宗在宣和年间，常赐宴朝臣后又一同登景龙门观灯，据传还用金杯赏御酒给游玩的民众。据《宋史》记载，宋徽宗此举不只是为了玩乐，而是“实欲观民风、察时态”。

　　宋代有不少诗词提到景龙门预赏之事，如“景龙门上华灯动，黄鹄池边翠浪通”“万炬银花锦绣围，景龙门外软红飞”“明年何处看升平，景龙门下灯如昼”等。其中晁说之的《闻景龙不试灯》虽然没有实写景龙门预赏的热闹景象，但是从某年不试灯的遗憾，体现了景龙门预赏的重要性，以及市民对这一娱乐活动的期待。

　　东京城内大力营造的苑囿宫殿，消耗了北宋的国力，掩盖了统治的危机，宋朝由盛转衰。金兵的入侵，就像刺破脓疮的针，击碎了宋徽宗“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的美梦。

　　靖康后，宋金交战之际，景龙门连同它周边的皇家宫苑，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景龙门上的装饰器具变卖作为军饷，延福宫、艮岳的山石被做成炮弹，花木削成兵器柴薪，山禽水鸟烹为军士口粮。

　　金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金人占领了东京城，建立伪齐政权。伪齐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刘豫改景龙门为照远门。自此，景龙门和北宋王朝一样，成了历史的记忆。

　　景龙门的变迁，正是北宋王朝由盛到衰的缩影。它既体现了北宋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和市民文化的极大繁荣，又见证了北宋积弱难返、最终覆亡的历史境遇。未来，景龙门遗址的考古发现，还将为我们还原宋朝更多的历史细节。

　　 （作者：王庚、王三营，分别为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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