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痛帖（书法） 张旭

　　 【学书心得】

　　宗白华曾言：“我们几乎可从中国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时期，像西洋艺术史依据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一样。”自章草的朴拙至狂草的恣肆，草书千年嬗变中始终潜藏一条铁律：自由必以法度为基。张旭的《肚痛帖》以纵逸不羁的笔触，诠释了“无法而法”的哲学智慧。初临此帖时，总觉其形散神乱，及至摹写十余年，方悟得看似散漫的笔触下，实有千钧法度作骨。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峰，唐代书法艺术的勃兴，与长安城“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的恢宏格局相映成趣。彼时丝路商队络绎于市，胡旋舞伎翻飞于庭，域外箜篌与中原琴瑟共鸣，构成“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文化盛景。张旭出身吴郡张氏书学世家，幼承陆彦远“五指齐力”笔法。当同为“吴中四士”的贺知章金龟换酒、张若虚孤篇横绝时，张旭独以笔墨为舟楫，游弋于醉乡与醒世之间。这般“半仕半隐”的生命状态，孕育出独特的艺术语言。

　　张旭对草书的突破在于重构书法本质——将文字从“载道”工具升华为“体道”媒介。他任常熟尉时观“公主与担夫争道”悟章法，见公孙大娘舞剑器得笔势，这种“目击道存”的悟道方式，与禅宗“青青翠竹尽是法身”的观照之道不谋而合。其《肚痛帖》的墨色处理上，便运用了这类方法。“冷”“热”二字浓淡对比形成视觉差，浓墨堆积处笔速减缓，枯笔飞白处运笔加速，恰合“留不常迟，遣不恒疾”的要旨。临写至此，方知《肚痛帖》的创作状态实为儒释道思想的辩证统一。“忽肚痛”的即兴书写暗合庄子“真者，精诚之至也”的创作论；“非临床”的从容收笔，又可见“持其志无暴其气”的修养功夫。这种“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空间经营，在“痛”与“床”的结体对比中尤为精妙——“痛”字紧缩如拳，笔锋内敛似含忍痛之态；“床”字长竖纵贯，舒展如释重负之姿，二者一收一放间，既暗合人体痛感发作时的生理反应，亦将抽象情感物化为可视的笔墨张力，最终诠释了盛唐艺术“以情驭形”的本质特征。

　　狂草艺术的至高境界，在于破法而不离法。张旭的狂草革命实则以楷书为根基，在其看似癫狂的线条背后，却体现着狂草“至法无迹，大象无形”的哲学意蕴。其早年所作楷书《郎官石柱记》已臻“精劲严整，出于自然”之境。当临写其楷书时，我常惊异于横画收锋处玉箸垂露般的精微，这种法度训练实为狂草奠基。后转临《肚痛帖》，始明所谓“从心所欲”必以“不逾矩”为前提，正如琴师必先谙熟音阶方得即兴挥洒。唐人“尚法”的智慧，深合孙过庭“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的辩证之道。蔡希综《法书论》记载，张旭授徒时强调“识法勿使无度”，其本质是以法度为舟筏渡向自由。临写愈深，愈觉其点画皆有来历：看似任性的飞白实为蓄意留笔，貌似散乱的章法暗藏黄金分割。

　　张旭的狂草，看似是放浪形骸的宣泄，实则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至高境界。那些飞舞的线条，既是个体生命力的迸发，也是盛唐气象的缩影。在经年累月的临习中，我逐渐领悟其实现此境的三类技法：

　　其一为结体技巧的融通。初临《肚痛帖》时，总困惑于“忽”字的圆弧何以能蓄千钧之力。反复揣摩方知，张旭创造性地调和了“外拓”与“内擫”的矛盾。汉字结体分“外拓”与“内擫”，外拓强调圆转，内擫注重翻折。张旭深谙孙过庭“草以使转为形质”之理，以外拓顺应手腕生理运动，其“忽”字圆弧流畅，圆劲线条如弓弦蓄力，既契合草书简约本性，又化解“十字支撑”的紧张感。

　　其二为线条质感的锻造。黄庭坚以“折钗股”喻其笔法，实为对其线条质感的生动注解。首行“忽肚痛”三字重顿轻提，墨渗纸背处可见笔锋绞转痕迹；次行“不知是冷热”枯润穿插，渴笔飞白处需保持中锋力度；末行“非临床”铙钹收束飞白横扫，墨色浓淡随情绪起伏，形成“起-承-转-合”的完整乐章。临池之际，常惊觉墨色变化竟能如此精准映射情绪曲线，印证韩愈“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的创作观。

　　其三为章法布局的玄机。全篇六行30字，章法似乱石铺街而暗含秩序。前四行字形聚散如风雨骤至，后两行节奏加快，末行“临床”二字，歪斜欲倒之态，因笔势贯气而险中求稳。临摹时曾用九宫格析其结构，发现每个看似失衡的字形都暗合力学平衡。特别是“床”字长竖，若以几何学测算，其倾斜角度恰在重心临界点，这种“将倒未倒”的态势最是摄人心魄。此等境界，正是狂草“入法”与“抒情”浑然一体的终极诠释。技法修炼需经历从恪守法度到超越法度的过程，最终实现“笔有源流而形无拘束”的艺术境界。

　　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文标识，其魂魄在于以线条为媒介，令创作者的精神与天地共鸣。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言：“庄子的道，从形而上的境界落实于人生，便成为艺术精神。”临池三十载，终明书道真谛：真正的狂草绝非抛弃法度的信笔涂鸦，而是“大象无形”与“至法无迹”的辩证统一。今日创作者若欲突破形式堆砌的泥淖，须如张旭般根植于传统，更须守护“以手运心”的书写本质。唯有挣脱形骸与认知的枷锁，方能抵达艺术的自由之境。

　　 （作者：方淩波，系南京师范大学博物馆馆长、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