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台孝经碑》拓本（局部）

　　 【学书心得】

　　当下学书者对隶书的临摹和学习，取法主要集中在汉碑、简牍和清隶之上，在近年的全国展中备受争议的“展览体”，以对汉碑进行改造，使之夸张与变形的现象尤为突出，引起一些质疑之声。纵观书法史的发展脉络，唐隶亦是隶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上承汉魏隶书之方整精密，下启清人隶书之灵动多变，亦兼具盛唐正大之气象，也是我们临习隶书的经典范本。

　　唐隶中兴，出现了一大批隶书名家，先有唐玄宗李隆基以帝王之尊开风气之先，后有蔡有邻、史惟则、韩择木和李潮等馆阁书家扬其波，一时蔚为大观。在诸多唐隶作品中，最出名的当属李隆基亲自书写、作序并注解的《石台孝经》，对学习唐隶具有典范意义。《石台孝经》现藏陕西西安碑林，上覆有碑亭，亭上匾额为林则徐所书“碑林”二字，此碑矗立于西安碑林的中轴线上，位于整个碑林的中心位置，被称为“碑林第一碑”。在央视《国家宝藏》第三季的节目中，西安碑林博物馆于馆藏四千余方的历代精品碑刻中首推《石台孝经》，可见其背后历史人文之厚重，翰墨之精妙。

　　《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载（745），碑身由四块青石围绕一方形中心石柱组成，四面均刻字。碑的上端有方形碑首，刻卷云华盖，代表着天空，其顶有九宫格，格中四方各有山峰代表五岳中的四岳，中岳被中间石柱所替，代表帝都长安。碑的下端立于三层石台基座之上，故被称为《石台孝经》。碑座四周线刻双狮、蔓草纹，气象不凡，寓意大地。中间石碑顶天立地，内容刻孔子儒家典籍《孝经》，有大唐盛世孝道长存天地之意。此碑通高6.2米，是碑林所有碑刻中规格最高、形制设计最独特的皇家巨制。《石台孝经》的碑额，上刻唐肃宗李亨所书“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十六字篆书，四行四列，书法线条流畅，体势婀娜，为李亨太子时所题。碑文有四面，正面前部为李隆基所作《孝经序》，后部至第四面，为《孝经》正文、玄宗所作注释，以及国子祭酒为刻孝经台所上表文、李隆基的批答等，史称《御注孝经》。《石台孝经》，共50行，经文大字，注文小字，均为李隆基隶书所写，后面的表文为楷书，批答为李隆基的行书。明人赵崡评《石台孝经》云：“开元帝书法与《泰山铭》同，润色史惟则。老劲丰妍，‘如泉吐凤，为海吞鲸’，非虚语也。后有李齐古表，行书亦佳，同勒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数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观其隶书呈现出势若飞动、丰茂妍美的时代审美特征，玄宗以帝王之力倾注于隶书创作，开辟出一种全新的自信娴熟的书写范式。如泉吐凤，为海吞鲸，点画之间皆展现出盛唐书法恢宏博大的气势与格局。

　　临创《石台孝经》及唐隶，学书者首要解决的应是章法问题。唐隶在形制的大小上，与汉隶拉开了极大的差距。我们所熟悉的东汉碑刻高度一般在2米左右，最高通常不会超过3米，如《鲜于璜碑》高2.42米，《张迁碑》高约2.9米。而唐隶多为高碑巨制，《石台孝经》碑通高6.2米，李隆基书《纪泰山铭》刻于泰山，高达13米之巨，其中隶书字径大者达20厘米左右，比汉隶的字大了数倍有余，非常壮观。唐人窦臮《述书赋》称玄宗书法：“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而吞鲸。”一语道出唐隶章法的特点，可谓“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汉隶对此不可与之相抗衡。故在临摹唐隶的时候，学书者一是要打破日常临习的常规大小书写习惯，着意加大单字的字径，大者为佳；二是要从章法上汲取营养，有所借鉴，篇章布置，整齐划一，行列分明，书写时可撑满界格，远观如排兵布阵，密密匝匝，静穆森严，秩序精神要强烈而弥满，才能精准把握唐隶的章法特点。

　　其次，唐隶的用笔要重视骨力和节奏感。世人谈到唐隶多评其“专取姿媚”“笔画肥美”，不如汉隶在审美上古朴质拙。但如果你走出书斋，放下字帖、拓本，直接去面对矗立在西安碑林中的《石台孝经》，或登临泰山览《纪泰山铭》石刻，就会明显发现唐隶是极重视骨力的。字口清晰可见，线条劲健有力，骨气洞达，用笔蚕头燕尾，其节奏感和波磔上的字势飞动，炯炯有神气，可引人久久驻足。这种视觉的冲击感只有观、摹原碑，才可真正体会到，不可人云亦云，丧失自己的审美判断。这是我们临习时在用笔上要尤为注意的。“透过刀锋看笔锋”，才能掌握到唐隶的临习要点，做到形质上的精准临摹和神采上的气息相接，方可为进一步的创作夯实基础。在唐隶的学习过程中，易出现宋人米芾口中“肥俗”的情况，对此可在掌握了章法和用笔特点后，在线条质感的提炼上下功夫。唐隶的线条要厚重结实，结字要紧密，不要一味追求线条的光洁，以至于书写轻滑，沾染俗气。可在中锋行笔铺毫时加入绞转用笔，追求万岁枯藤般的老辣与迟涩，方能破除唐隶之肥而媚，达到调节书法审美的作用。

　　启功曾评唐隶：“能在汉隶的基础上开辟途径，追求新效果，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隶书发展到盛唐时在书写范式和风格上的突破和创新，可为我们当下隶书的创作提供借鉴及法度规范。丛文俊认为：“唐人眼中的隶书之美，是自内而外、群体式的理想与艺术追求，还可以视为一种含义复杂的文化现象，很值得关注。”《石台孝经》除了书法价值之外，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所传承不断的孝道文化在唐代的体现。古人认为“金石不朽”，将《孝经》正文及玄宗所作御注，刻于碑上立于石台，可达到教化与正心之功。中华民族的“孝”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石台孝经》兼具书法和人文历史价值，其中所蕴含的“孝道”思想，亦值得我们不断学习。

　　 （作者：薛 飞，系上饶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