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中的遗址展厅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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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路县故城遗址公园暨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试运行，成为北京首个以“馆园一体”形式运行的考古遗址公园。

　　静卧于公园南侧的博物馆，如一只张开的“历史之眼”，凝视着这片承载了两千多年文明的土地。博物馆展示了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出土的289件（组）文物，系统呈现了从战国至明清，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明发展全景，诉说着这片土地生生不息、代代相承的厚重过往。

　　汉瓦青砖见变迁

　　展厅入口处，一件战国时期的玉石串饰引人注目。它由天河石、滑石、红玉髓组成，这些材质的饰物多见于内蒙古、辽宁和吉林等地，为何会出现在北京？

　　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讲解员王晓光介绍，这是因为路县故城遗址处于燕山南麓东西通道上，是燕蓟地区中心城市蓟城(今北京城区西南部)的门户之地，控扼着蓟城与辽东地区往来的交通要道。这件玉石串饰，见证了先秦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流。

　　展柜中，其貌不扬的战国至西汉时期戳印“亭”字陶罐，却因为肩部的戳印而成为一段历史的重要见证。秦代实行市亭制度，大都小邑均设有市亭机构，以管理手工业生产和销售。陶器、漆器制成后，需经市亭检验合格，并戳盖带有“市”“亭”字样的印记，方可进入交易流通环节。这种市亭的戳印相当于“产品合格证”，证明这件器物符合当时官方度量衡的行业标准。市亭制度与秦代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等措施同步进行，促进并保证了这些政策的推广实施。

　　博物馆还专门设置一个遗址展厅，凝固了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现场。走进展厅，双脚踩在透明的玻璃栈道上，观众可直观感受考古现场，看到遗址区内保留的3口西汉时期水井、1口东汉时期水井、1座汉魏时期陶窑址，以及探方坑壁上连续不断、不同时期的土层。这些都在告诉观众：这里是延续超过两千年的宜居之地，至迟在战国时期，就有人定居于此，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聚落，为路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展厅中，一方印有“千秋万岁”的西汉瓦当，不但反映了汉代人的美好祈愿，而且见证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区域建城史的发端。西汉初年，中央政权在此设立路县，并营建城邑，就是我们熟知的“路县故城”。路县故城遗址发现的“千秋万岁”文字瓦当，与陕西关中地区西汉帝都、帝陵遗址发现的同类型瓦当形制相仿，结合路县故城城址内外出土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是城内存在官署等较高等级建筑的证据。

　　顺着展厅的时间线，走过路县故城两汉的繁荣，来到一方北朝的铭文砖前。记者发现，县治虽历经变迁，历史记忆却烙印民间。早在东汉时，这里就改名为“潞县”，但这块北朝的砖上依然将“潞县”写作“路县”，可见这一西汉旧称在本地仍然流行了500多年，如同今日“通州区”在老一辈口中仍作“通县”。

　　考古人员是如何找到路县故城位置的？这要从一块唐代“副县长”的墓志说起。墓主人艾演是兰陵（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人，任唐代幽州潞县县丞，他的墓志铭记载其“葬于古潞城南一里”，“古潞城”即为路县故城城址，“南一里”帮助考古人员定位城址坐标，为城址历史变迁提供重要证据。

　　水井顶针见民生

　　 路县故城城址内外水井遗存分布密集，不仅映照汉代居民日常，更折射城外手工业繁荣。

　　遗址展厅里，最深的一口井为8号水井，内部用木板以榫卯方式进行拼合，推测当时可能建有井栏来保护取水人的安全。它也是现场最大的方形、七边形木构井，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同类型遗存中规模最大的井，直径达5.55米，容积相当于16口普通水井。内部的木质结构体现了古人修水井的智慧，据推测，木板的作用主要是防止土质松软塌陷，避免泥沙落入井水，确保井水的洁净。

　　 “水井的数量可以帮我们确定当时的人口规模，以及主要生活方式。”王晓光告诉记者。考古人员还在这口井中发现了几件陶罐，有可能是当时人们打水时，不慎掉入井中的汲水器。

　　开颅手术，乍一听难以和汉代人联系起来，但在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一位女性接受了这一手术。在出土的头盖骨上，有一个长30毫米、宽15毫米的椭圆形孔洞，这是目前北京地区所发现最早的开颅手术实证。“在孔洞的周围，还出现了骨再生和骨愈合的现象，我们由此推断这位女患者在经历了开颅手术之后，还存活了两个月到数年的时间。”王晓光说。

　　展厅中，东汉时期憨态可掬的陶羊、陶鸡和陶鸭，与头戴软帽、跪坐切菜的庖厨俑相映成趣，再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富足图景，也是汉代“务民于农桑”政策的鲜活写照；一枚小小的顶针，讲述着妇人穿针引线、缝补浆洗的日常；半球形的铁疙瘩，是汉代的“秤砣”，见证作为当时的北方重镇，潞县频繁的商业活动……这些文物折射出史料未曾涉及的东汉潞县人的形象，为我们勾勒出当时士、农、工、商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状态。

　　方砖陶仓见日常

　　东汉时期，“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普遍，随葬品中反映日常生活的明器增多，墓葬成为复原古人“生活切片”的宝库，成为了解东汉社会的一扇窗。

　　 一块铺地方砖，以菱形纹为地、钱纹装饰四角，最特别的是中间的铭文“位公卿 乐未央大吉昌”，展现了东汉人的幸福生活观：仕途通达、安乐无极、昌盛吉祥。东汉时期的墓葬形式以砖石墓为主，铺砖以素面青砖为主，但是铺地砖和墙砖也会选用一些花纹砖。这类吉祥文字汉砖，展现了汉代人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与祈愿。

　　除了墓葬建筑本身，出土的陶灶、陶井、陶仓、陶楼等明器则反映了当时人们观念中的家宅庄园。独立展柜中，一座六层的东汉陶楼，通体施绿釉，整体呈仿木构样式，瓦当、斗拱等建筑构件精巧入微。

　　展厅中，一座32.5吨重的金代壁画墓被整体迁移进恒温恒湿的展柜，观众甚至可以通过中间的通道步入墓中，近距离观看精美的壁画内容——妇人启门的神秘氛围、墓主夫妇“开芳宴”的恩爱和睦、女仆点灯的优雅身姿、男仆备马的恭谨谦卑……犹如穿行于栩栩如生的金代生活剧场。

　　在城市变迁的宏大叙事中，真正打动人心的是那些微小个体留下的印记，如一枚顶针、一口水井、一块方砖……走进路县故城博物馆，便能倾听到战国至明清的“通州人”诉说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生生不息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