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6月8日，《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一文刊发以来，成为学界和社会热议的焦点，您怎样判断刻石的真伪？

　　卜宪群：《光明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的文章，公布了尕日塘秦刻石的照片、释文及相关研究成果。文章在众多学术平台迅速激起讨论，学界围绕刻石的真伪、释读等问题的解读文章近百篇，引发不小的学术风暴。

　　虽然质疑者从刻石的字形、技术手段、保存情况、干支日期、昆仑方位，特别是秦人活动范围等角度，对刻石的真实性提出疑问，但我们认为，尕日塘秦刻石与秦文字的字形、书写特征、用语习惯以及制度规定等相符，特别是和已整理公布的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出土简牍资料，以及已知秦刻石、封泥、诏版、印章等材料上的字形高度相符。最初，我们做出判断，该刻石应真实可信，符合秦始皇求药的历史背景。秦代交通条件使人们具备了从咸阳至扎陵湖展开远程交往活动的能力，刻石的地理位置与秦代制度规定相符，刻石符合历代对昆仑方位考察探源认识。篇幅所限，此处不做展开论证。

　　记者：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发布会，确认青海省玛多县发现的刻石为秦代刻石，并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您认为，这一秦刻石的发现和确认，有哪些重要意义？

　　卜宪群：尕日塘秦刻石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发现的一项重大成果。刻石及其内容，不仅再次扩展了关于秦统一后秦王朝活动范围的认识，为上古“昆仑”方位提供了新证据，而且对秦王朝与青藏高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进程等问题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史记》载秦置行政区划“西至临洮、羌中”，但并不意味着秦人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此。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将秦人足迹延伸到青藏高原地区，不仅佐证了古来争讼不绝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相对地望，而且将“唐蕃古道”的溯源提早至秦汉时期。这一发现对于秦代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等问题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刻石是中原王朝开发青藏高原地区的最早确切历史记载。五大夫翳前往昆仑采药是一种官方行为，采药团队顺利到达扎陵湖畔，并刻石作为证据，说明这里并不完全是秦朝的域外之地。从传世文献来看，这一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应当开始于西汉时期对于河湟地区的经营。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证明了地处青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昆仑山系和黄河源区已经进入秦王朝的探知范围，中原文化已经深入影响到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带。

　　第二，刻石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是历史必然。“采药昆仑”是一种政治、经济与文化交往的综合性活动，反映了中原地区对青藏高原地区的“昆仑”文化认同。《山海经》《禹贡》《淮南子》等传世文献记载的上古“昆仑”地望也确有其事实依据，以“昆仑”“河源”为载体的区域文化认同自有其历史渊源，秦代更获得广泛认可。这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着坚实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第三，刻石证实统一的中央集权是青藏高原开发的政治保障。采药活动的进行，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与政治保障。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大一统”与中央集权为青藏高原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是中原王朝与青藏高原交往交流的政治保障。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说明远在唐蕃古道开辟之前，中原王朝已经掌握了河源区域的交通路线，这是五大夫翳能够顺利深入河源区域的必要条件。

　　第四，刻石见证中原地区与青藏高原的早期交流。采药活动，正是早期两地在医药领域沟通往来的真实写照。尽管翳此行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为秦始皇寻求仙药以图长生，但这一过程无疑也加深了中原地区对边疆药物功能的认识，促进本草药物在两地间的流通。考古发现已经证实，秦汉时期中原与西部地区在医疗手段与医方知识方面交往密切。药物方面亦是如此，例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提及的“戎盐”，应即中原地区使用少数民族药物的证据。而“尕日塘秦刻石”所记“采药”一事，更直观地表明医药交流已十分活跃。《黄帝内经》中《异法方宜论》等篇章提到，由于不同地区的人们所处地势、气候等自然环境存在差异，导致其患有的疾病各不相同，所以各地的治疗方法也需因地制宜。尕日塘秦刻石所反映的中原与西部地区医药交流的史实，不仅增强了传世文献关于周边地区医学认识的可信度，更有力佐证了当时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繁荣景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几十年来，关于秦汉魏晋历史新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如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都极大丰富并改变了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认识。再如嘎仙洞刻石、燕然山铭刻石等都属于这类新史料。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并非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不可想象之事。对新发现材料的争论，哪怕是激烈争论都可以理解，也有助于学术进步，但所有争论都要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记者：对于后续的文物保护及相关历史研究工作，您有哪些建议？

　　卜宪群：第一，加强刻石本身的考古学研究。从科技考古的角度，对刻石的石质、风化程度、微痕等展开分析；从实验考古的角度，模拟刻石的刻凿过程，分析刻石的工具、刻石的刀法。

　　第二，加强刻石文字与文本信息的历史学研究。如从古文字发展演变的视角，深入分析刻石文字的特征；从制度史的角度，分析五大夫翳在扎陵湖北岸刻石的原因及文本内容；从疆域史角度，分析秦代西部疆域是否可能已经到达青海西部地区；从民族史的角度，分析秦“采药昆仑”活动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

　　第三，加强刻石文字及其载体的文物保护研究。尕日塘秦刻石对推进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文明史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意义重大，建议从国家层面加强对刻石文字及其载体的文物保护与研究。同时，我们认为，虽然有关方面给出了刻石的时代属性鉴定意见，但对刻石内容本身并没有过多意见，不妨碍大家对刻石继续发表不同意见，特别是刻石的内容尚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当然，所有意见都应当建立在科学严谨的基础之上。

　　（光明日报记者 陈 雪）